为什么说甲午战败埋下了戊戌变法失败根源( 四 ) _生活百科

后党借掌握军事重建主导权，进而接收淮系北洋垮台后所释放的庞大资源，一举取得举足轻重的北洋要缺，从而为后党获得了及其雄厚的政治实力，从而使慈禧太后再度重回主流道路，在此后两年内愈加通畅。而帝党原本志在必得且寄予厚望的北洋军权完全落入了后党手中，这成为日后帝后党争最终决胜的关键。
另一方面，比起后党之失去孙、徐两位军机大臣，后党对帝党的还击在成的影响尤其重大。相对于孙敏汶、徐用仪已入军机日久的身份，汪鸣銮、长麟、文廷式，包括之前被罢斥而出的安维峻和志锐，却是帝党核心菁英，日后的提升空间极大。汪、长二人实已具备行走军机之条件，且备受各方之肯定;而资望尚次，但潜力极大之文廷式，已经隐然为翁同龢着意养成，在汪鸣銮等人之后的第三梯队领袖。
甲午战事以来，志锐、汪鸣銮、长麟、文廷式的依次遭贬逐，使帝党在战后权力格局发生大变革的时刻，却遭遇了派系核心饱经摧残的窘境，极大影响帝党人事角逐与资源竞逐的实力。帝党队伍组成的特点，在于核心人物皆为翁同龢由两榜高中者中提携出身，作为主力。这批青壮菁英，固然锐气十足，忠于光绪及其派系。但在拓展人脉的能力与合纵连横条件上，远不如后党人物。一切运作，皆须以清流南派菁英为主的帝党成员，步步为营以竟全功。但帝后两党对抗白热化后，帝党中坚人物却一个个遭后党打击，中坚摧折，后继乏人，人事争夺便难以着力。面临如此困局的帝党为增强战力，只有在更积极自忠于光绪的少壮派士大夫中，扩大延揽。这也是帝党领导人光绪以及翁同龢开始与维新势力产生联系的重要原因。但是，相较于志、汪、长、文诸帝党中坚，维新人士政治阅历更浅，能力与政治手段更粗暴生涩。为符合借维新事业再建光绪与帝党权威的目标，则只有诉诸更极端激烈的手段。而后党在此之前夺下的北洋军权与雄厚的政治实力此时发挥出威力。可以说戊戌变法的悲剧，实于甲午战争之中便已远伏其端。
尴尬的逆转：帝党转向变法但已注定失败
光绪四年( 1878) 曾纪泽说：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硜硜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爲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説，或奏一疏，聊以自附於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爲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媢嫉之心，发爲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
然后曾引申而言之：
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於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廊庙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
时当光绪初年，正是清流崛起庙堂，声望正隆之日。曾纪泽笔下写“清议”，刻画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清流。他以“中西通商互市”为“天运使然”，为“不能闭门而不纳”，实际是承认并主张洋务的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从这个角度打量清议，正如在数期之前的《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陈述的那样，以“泥古”反洋务; 以“博持正之声”反洋务; 以“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反洋务，的清流种种论调，便都成了既与势相悖，又与理相悖的行为。清流总体地反洋务是那个时候显然可见的事实。
李鸿章久在与清流人物交锋的过程和事实之中，曾慨叹道：“凡事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爲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又谓自身“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而祸福得失，久置度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