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甲午战败埋下了戊戌变法失败根源( 五 ) _生活百科

其所称“文人学士”和“谣诼”对应的即是清流人士和清议。“泥古”、“持正”和“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说的都是清流之反洋务，根由全在于清流守“故习”而不“通变”，尤其在于清流不能容忍“以夷变夏” 。因此，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三十年来”的这些事实作反衬，甲午年群起议战拒和的清流，即是之前反对洋务的同一群人。
但事件后推一年。至乙未(1895)年已群聚于变法和“求新”大旗之下，以“求新”和“西学”相表里的，也同时这一群原来的清流人物。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脱胎换骨之变。作为三十年历史的延续，清流及其后续的帝党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外观上依然各秉渊源而各成一派，但就内里而言，变化中的原清流已越来越深地进入了曾纪泽所谓的“事会之乘”，从而在实际事物的操作中越来越真切体味到十六年前曾纪泽所阐述的洋务之“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 。
一则出自日本人的记载说，马关议和之日，李鸿章在备受磨难同时，又深为反思和前瞻，并对伊藤博文直言：
在此，我不得不坦白地讲，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收到实效; 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回顾李鸿章早年在层层冲击下识世变入洋务，
因“打击”而“醒悟”从事洋务的个中三昧已久知而备尝。因此他相信残酷的战争尤其会大幅度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以这种反思和前瞻比照甲午战后的清流一派，则无异是李鸿章预言和期待的事，正在成为和已经成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现实。这些人在战争与反对议和的动员下汇拢，其汇拢的过程自始至终是共指李鸿章为祸首和公敌。但时逢中日之战，则身在中日之间。当他们由倭人“弹丸黑子”而“全力敝我”发问，以追索和搜寻“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则又不能不在追索和搜寻的过程中，走入古今中西的对比与反思。于是，这些被战争与反对议和召聚起来以怒骂痛诟相呼应的清流士人因之而一个一个移其重心，前后相接地走近和亲近那些被他们九日所排拒的种种物事。
于是而有沈曾植谋“开学堂、设银行”，筑“东三省铁路”;文廷式“请各省开矿”;王鹏运説“经国要图，洋务爲急”;陈炽倡“立商部”、“行钞法”、“铸银钱”、“修铁路”、“广轮舟”、“开矿政”、“立书信馆”、“徵烟酒税”;孙诒让以“广求君子之通洋务者，与共撑时局”爲“今之要事”，以及张元济切论“自强之道，自以兴学爲先”;李端棻奏议“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等。
而对照前后，这之中被列为要目的东西，许多都是李鸿章已经做过或心中想做却之前一直被清流所阻挠的事情。所以群起的清流虽以“吾党”、“吾辈”和“同志诸公”、“力求振作之党”自立称谓集为一类，自觉地把自己同别人区分开来，但他们用来表达主张的中心观念和基本观念，却依然是以洋务爲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内产出的“自强”和“富强” 。这种见之于甲午战后的事实醒目地説明：他们虽以怒目相向对李鸿章，而由世路经历而在主张上依然蜕变而为李鸿章之路所折服。
不同之处的是清流群起大张“自强”和“富强”，其要务在“变法” 。所以当日的士议，便多见“兴利除弊，变法致强”的总括，以及“非变法制，不足以除锢习，振人心”，即“非变法制”不足以语“自强”的推断，更“愤懑诫诧”一点的，还有“我中国非变法不特不足以自强，实不足以自存”的危言醒世，等等。这一类主张出自士人阶层的共鸣，而后是“近今风尚，竞谭西学，而有志之士，皆思变法，以支危局，此亦运会使然” 。变法成了自强和富强的必有之义和必经之路。甲午之后的变法自强不同於庚申之后的借法自强，其核心在于“变法制”、“除锢习”所对应的都是中国之固有，从而是中国的自身。所以，相比于借法之重心在于移接外邦之物，则这种“竞谭西学”而“皆思变法”的重心所在，是在以彼邦之物为法式来丈量和改造中国固有之物。在这个过程里，同样由借法开始求富强的日本，在打败中国的同时又恰到好处地为中国人提供了变法致强的实例和说服力。遂使刚刚被日本打败，并因此而注视日本后来居上的中国人，成为了被事实说服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