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深度解读我这一次才真正读懂了苏轼(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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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刚到黄州时,还不能适应人生这样的起落,明明一心系在黎民社稷,却多次遭受无妄之灾。他和朋友之间的来往减少了很多,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那两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便是在此时留下的,其孤寂的内心于诗中一览无余。四个多月的牢狱生活,苏轼不是不害怕,他曾觉得自己难逃一死,甚至想轻生了事,却又怕连累尚在朝中的弟弟,只得独自忍受惶恐。在黄州慢慢调整过来后,苏轼还如从前一般,没事就跑去和当地人闲聊,体察他们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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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地处偏远,这里鲜少有人知道苏轼以前经历了什么,苏轼很享受这种轻松自由的状态。只是由于缺少收入,一家人只能节省开支,这时是苏轼的好友马梦得向太守给他要到了一块荒地,苏轼将这片荒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那个仕途坎坷的苏轼好像逐渐远去,代替他的是看淡风雨、洒脱自在的苏东坡。他一心扑在自己的东坡上,烧光荒草、开垦农田、种下小麦,尽职地做好农民该做的工作。他常常与朋友们把酒言欢,夜色深沉了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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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此时“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因此苏东坡转身又跑去“倚杖听江声”。看着滔滔江水逝去,苏东坡瞬间感觉自己人生如一叶小舟,在浪涛中沉浮。他提笔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临江仙》在黄州城内广为流传。他在开春的时候想自己买一块地,看地的路程中突遇大雨,同行人避之不及,他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与朋友一起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矶,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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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苏轼好像已经完成了到苏东坡的蜕变,但他不知自己颠沛流离的人生其实才刚刚开始。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在太皇太后的扶持下即位,起用了一大批保守派的老臣,司马光官拜宰相,苏轼也收到了返京的急诏。再度回归京城,苏轼的心态和从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黄州最基层的这几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变的依然是为人民生计谋福祉的那颗心。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司马光上任后,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并且和当初的王安石一样,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谏。苏轼知道突然的变法很可能又是对基层百姓的新一轮剥削,且王安石新法中有部分可取之处,并不能一口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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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昔日被变法党迫害至深的苏轼,居然这次站到了当年战友的对立面,让很多人为此大跌眼镜。可无论苏轼怎样劝阻,司马光也毫不动摇,苏轼气得回家后跺脚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苏轼在朝堂上孤掌难鸣,只得再次请辞去往外地。司马光一派得势后,那些变法党几乎都面临着被罢黜的局面。而苏轼由于“背叛”了保守党,又一次遭受排挤。他先后被贬谪到岭南、惠州、海南等地,当时的大半个宋朝疆域,几乎都留下了苏轼的足迹。朝堂上的党派之争让苏轼不胜厌烦,远离是非之地在他如今看来反倒是一桩好事。他没有像当初被贬黄州一样消极,而是切实想着自己能为所到之地的百姓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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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曾遇大旱,爆发了瘟疫。他带头捐钱修建了安乐坊,是一个公办的医疗机构,救助了无数百姓,安乐坊也成为了后来安济坊的原型。苏轼无论到哪里,都秉持为官者父母心,勤政爱民。只是他身上的文学风采太厚重,反倒遮盖了一部分政治成就。在军事重镇定州为官时,他知道定州的战略地位何其重要,面对着北方契丹和西方党项人的虎视眈眈,丝毫马虎不得。可是这里边防士兵们作风散漫,官员贪腐成风。苏轼迅速展开整治运动,整顿军纪、修葺营房、校阅部队,让整个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