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历史学院副教授徐畅：王建的经历折射了唐代京畿区域的社会特质( 二 ) |畿县|长安|京畿|王建|唐代

细究此句的结构，牵涉出唐人诗文中常见的“长安”与“日”的比喻，如刘禹锡《谪居悼往》之二描述贬谪长沙卑湿之地的心境“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 ，权德舆《惠昭皇太子挽歌词二首》曰“天归京兆新，日与长安远”等。再究用典，又牵涉出永嘉之乱、司马氏南渡后，围绕晋元帝与其太子（后之晋明帝）之间发生的一段对话，《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记：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 ”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 ”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
与王敦、王导共天下，偏安江左的司马睿，对晋王室重振基业，还于长安、洛下旧都的前景盘桓未卜，借用孔子对两小儿日初、中远近之问，以日与长安之远近，询诸膝上爱子。幼童之明帝初以常识断之，次日群臣宴集时，又改口“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可以说敏锐捕捉到了其父及南渡衣冠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后世由此衍生出“日近长安远”的典故，用以比喻帝京遥远，虽向往而不可至，寓指功名难遂。
明了此典基础上，再玩味王建此诗之旨趣，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承认其为官的昭应“喜得近京城” ，近在春明门外（长安城东出的重要城门），即长安近。另一方面，强调以昭应为代表的近畿与长安的区隔，即长安似近实远；所谓区隔，于诗人而言，主要是仕宦层面的，虽然赤县佐官的理想迁出官是侍御史、郎官等京官，但回转入京，有相当的难度，需要特殊契机。王建本人沉沦昭应县多年，自然慨叹“升天却易到城难”；但他的仕途旋即出现了转机，元和十二年底，得授太府丞（从六品上）；当“谢恩身入凤凰城” ，再入长安时，这位新任京官，应亦跻身于高颂皇恩近的朝臣队伍中了。
王建的昭应—长安经历只是唐人长安城、乡生活经历的一个剪影，却折射了京畿区域的社会特质——近长安。与外州县相比，这种“近” ，首先是道里（地理距离）的近，王建所在之昭应为长安东出近县；而京兆府所属诸县中较偏远的盩厔，到长安亦不过一百余唐里，依照唐人行程，快马一日可至；畿内则以距京师五百里为限。政治距离的近，也是京畿的突出特点，最高统治者及其侧近者阶层因执行相关礼仪与事务，频繁踏足畿内，甚至对畿县、乡、村实行直达式指导，而民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高层政治人物，将下情迅速上达，这里“天高皇帝近” 。
对于王建、辅恒这样的仕宦求取者而言，京畿的魅力更在于功名近而易得，长安是“凤凰城” ，是“名利地”；如果不能直跨帝京，选择先寄居畿县、乡、村，在此探求长安官场态势，把握政治机遇，寻求多元化的晋身渠道，实为唐人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 。
本书虽然提倡走出长安，关注近畿乡村区域的聚落地理与社会形态，自视为长安学的“另类”作品，但并不赞成“去长安化” 。京畿乡村最近长安，与长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习等层面阴晴相依，不应在京华烟云之外。从事京畿地域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帝国核心区的特质来孤立地看长安繁华，更不能刻意回避长安以及京畿近长安的特质；这种辩证性，是本书展开研究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