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一些初级的读物和书法简介中有此种错误 。如果以出土材料的数量而言，最早具有成熟文字意义的是甲骨文，之后是西周金文 。
甲骨文和金文是“一脉”关系，都是同一种文字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未见有单纯论述未加时间界定的“相承”关系 。如果有，也应该是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相承关系，加上时间界限 。
就现在所见的出土资料横向来看，甲骨文、金文、陶文，三者应同时存在 。就出土时间而言，陶文出现时间早于甲骨文和金文，依此看来，也许前两者都同时“相承”于陶文（这里仅仅是就时间先后而言的推断，也许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
当然这又涉及到陶文是否算是真正的文字问题 。张先生在其《早商的文字——陶文篇》中是主张陶文属于真正文字 。
对这个问题，也有学者论述，例如仰韶文化陶器上的陶文，于省吾对此评论说：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 。
这里，于省吾没有很肯定说陶文就是真正文字，而是有余地的说是“简单文字”，并对文字产生时间用“推断”一词 。我个人同意于省吾的看法，但我觉得应该更保守些 。
我认为这些“简单文字”还处萌芽状态，与真正的文字还有距离 。张先生在其《早商的文字——陶文篇》中，所举符号基本是单字出现，其推断证据主要是依据字形，并没有证据说明这些符号有确定的音义，还不能确定这些符号是真正意义的文字 。
（所举部分符号见图一）张先生依此来证明汉字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不免过于臆断 。再如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中，也出现一些刻在陶器上的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很相近，但裘锡圭认为这种陶文因为资料少而且零碎，无法反映汉字当时的水平 。
晚生赞同裘先生的这种说法，陶文还暂时不能作为讨论汉字起源和汉字传承的材料 。文字的发展是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材料不足的古文字阶段，不应该用单一的“相承”关系来解释文字的发展变化 。
毕竟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出土资料相对有限 。《尚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
其典、册为何呢？甲骨文、金文、陶文，这些材料与当时日常书写所用材料和文字，是不是一样呢？在没有新的考古材料前谁都难下结论 。我们只能通过已有材料分析推断 。
把过去对“典”、“册”像手持竹简的字形分析，加上可证明商代有毛笔书写的考古资料，综合来看，前面所谈三种材料和文字，都没有毛笔写在木牍竹简上的文字和材料，方便通行，而且材料容易获得。只是竹简在地下不如甲骨与铜器易存留 。
依此，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推断，就是甲骨文与金文同时“相承”于现在还未见到的商代简书（注意这仅仅是推断而已） 。所以，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时，最好暂时不要单纯界定甲骨文、金文的时间先后 。
两者应该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非说一脉相承也应该是商代甲骨文与西周金文有相承的关系 。2、大体来说，丙周金文是汉字发展史上西周时段惟一的实物文字资料，因而成为继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之后汉字的第二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
相对于以甲骨文为主体的殷商文字而言，西周金文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两周金文的应用范围要比甲骨文广得多 。
从地域上看，甲骨文主要出土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其使用主要在王室，范围很小 。而丙周王朝一直致力于东征两战，开疆拓土，“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