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蒙古语的j和突厥语y,在读音上经常可以互相转换,故此造成?am和yam的差别,不过或许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因为“驿”在古汉语中本来就是复辅音(古音读如jyak) 。而东亚的驿站系统,毫无疑问最早是由汉人的中原王朝创立的,汉唐制度,凡三十里有置驿(唐全国共有1639驿),漠北各族借用此字也并不奇怪 。
伯希和在1930年曾写道,北魏拓拔氏很可能是突厥族属 。他的证据之一是《南齐书·魏虏传》里记载的,拓拔鲜卑的语言中,谓“诸州乘驿人为咸真” 。
伯希和把“咸真”还原为Yam-Tchin(今吴语、闽语、粤语中仍读咸为Ham),并认为这与突厥语中把驿马/驿金称Yam,驿夫称Yamdji是有同源关系的,并且与蒙古语的“站赤”显然有密切关系(俄语称驿村为Yam,驿夫为Yam?ik极可能也是蒙古征服时代突厥语的影响) 。《鲁布鲁克东行记》第15章:“后者让我们走远道去见一名叫做驿站的官员,这样称呼是因为他负责接待使臣 。”
何高济注:“驿站(Jamian),在另一处正确拼作Iam,即Jam,马可波罗写作Yamb,实际是汉语的‘站’,不是人名 。”何氏在这里的解释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蒙古语的Jam倒是从“站”而来的 。
马可波罗写作Iamb,而非Yamb(参见《马可波罗行纪》卷二,第97章) 。冯承钧注:“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 。
现代蒙古语尚名驿传之所曰djam或dzam 。意大利语iam可读作djam,则与汉语‘站’之对音合矣 。”
冯注在此有小失误,盖现代蒙古语中djam已无“驿站”之意(详见下),倒是在突厥方言中yam仍保留这一意义 。翁独健在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一章注释中加按语云:“蒙古语谓驿站为Jam则是出于中国的站字,突厥语以Y代J,因此伯希和举出此字以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证 。”
【开zhan是怎么写】这句话的前半段是错误的,倒果为因;后半段其实也可以商榷,盖此并非最强有力的证据 。如亦邻真根据同样的证据,认为鲜卑语后缀-?in是对表现族属有决定关系,据此推断拓拔鲜卑语理应与蒙古语更接近(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
正因作为“车站”意的“站”是一个外来语,故此在一些保留古音比较多的方言里,其读音和“站立”意的“站”,是读音不同的 。大致“车站”之“站”,各地都读与zhan或jam近似的音(福州话读yam),但后者,上海话一般不说站,而说“立”,崇明话读gei,福州话读kie,广东话读kiai(三者似源于同一古字,猜想是“踞”,其上古音为kia,但在书面语里此字只有坐的意思,不过“站”字最初也只有坐的意思,见下) 。
汉语的“站”,现在是一个常用字,但它和“做”一样,是一个相当后起的字,不见于唐代以前的文献(因此日文也更不可能引进这个外来语了) 。较早见于宋朝丁度的《集韵》,但意思却是“坐立不动貌”,并无现代汉语最常见的“站立”或“车站”的意思 。
如秦少游《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 。”陆游《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
宋时显然不可能用“站”来替代上述的“驿”字 。元代以“站”来翻译,或许也是因为这个俗字当时还比较冷僻,不致使人误解 。
《元史》志表总序:“元制站赤(?am?i)者,驿传之译名也 。”但正因此字是蒙古语读音,到明初朱元璋恢复汉人衣冠,矢志去除北虏风习,洪武元年又将通用的“站”字改称“驿” 。
但沿用成习,“驿站”连称也已成为常用短语 。清代在各省腹地所设称“驿”,而军报所设称“站”;但一般通称“站”(参见《词源》“站”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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