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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语言的演变自有规律，并不民族主义的“语言纯洁”为归依。河北著名的鸡鸣驿，始设于蒙元，当时也设站赤（？am?i），而明代乃多次改建，其改称为“驿”，也必在明时；此驿在清时军民两用，这大概也是它保留了“驿”，而不称“鸡鸣站”的缘故。
像“站”这样“出口转内销”的语言学现象，也并不罕见，例如满语的“福晋”、“章京”、“台吉”，本来源自汉语夫人、将军、太子，结果绕了一圈，又换了门面重新输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汉语因为受蒙古语的影响，而把“驿”变成了“站”，但现代蒙古语中，？am却已经没有了“驿站”的意思，而转为道路、途径之意，表现“邮递”意的则改用？rtege（参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词汇选释》“站赤”条），伯希和在1930年也已指出这一点。
因此，高名凯等主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年上海辞书版）的解释“站：原意为路，后指称驿站、车站”是错误的，恰好颠倒了古代蒙古语和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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