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义|海昏“慨口”本义探析海昏侯|水经注

作者：赵明（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慨口”作为西汉豫章海昏地区的一个地名，包含了所谓海昏侯传说、鄱阳湖形成前后水系变化等丰富的文化地理信息，在海昏历史上颇具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慨口”的本义并非因海昏侯传说而得名，这一古地名其实被人们赋予了对海昏侯“就国豫章”时心境的一种文化判断，厘清其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了解今赣北地区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历程。
“慨口”得名陈说质疑
“慨口”始见于雷次宗《豫章记》：“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水经注》等文献多转引这段文字。据此，似乎刘贺封为海昏侯后颇为不满，常愤愤不平，该名由此而来。然而，据出土文献记载分析，刘贺就封海昏侯国以后的近4年时间中，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愤慨”。
首先，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样“墨书金饼”，还出土有刘贺及夫人从元康三年（前63年）至神爵元年（前61年）初多次上皇帝和太后的奏牍，内容中有“酎黄金□□两”“再拜为秋请”等字样，可证在刘贺受封后的头一两年，准备好了酎金，满怀希望渴求朝廷批准其回长安参加朝聘和宗庙祭祀，恢复其宗室权利，而非整天“愤慨”不平。
其次，刘贺在元康三年、四年要求朝聘的奏牍均被驳回，元康五年（当年三月改元神爵）二月，刘贺“以诏书不上”的原因，又上了一次奏牍，就再未见到上奏的迹象，其墓中出土的器物也没有发现晚于元康四年的文字记录，他应该是接受了现实（朱凤瀚、柯中华：《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7~338页）。这从侧面反映出刘贺希望破灭后的失落心境。等到传来宣帝以凤凰、神鸟等多种祥瑞降集而改元神爵的消息，刘贺可能意识到皇帝志得意满，根本不会理睬自己的请求，从而表现出懊悔的心态，这从孙万世与之“交通”的对话中可见一斑（《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69~2770页），但他这种心态也未必敢公开表露。
再次，从他与孙万世所谓“交通”案件可以看出，尽管刘贺贵为列侯，富甲一方，但政治境遇比山阳郡故王宫里的废帝好不了多少，行动举止或不似原来的软禁生活，其一言一行却仍受严密监视。姑不论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是否为官方故意派来侦刺刘贺，仅从“交通”一语，即可见两人的谈话是私下的，而孙万世却将这次秘密谈话的内容透露了出来，导致朝廷予以刘贺十分严苛的处分，将其封户削去了四分之三，其或不久即郁闷而亡。由此可推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半中，如果刘贺“每乘流东望，辙愤慨而还”，其后果绝非削去封户那么简单。
一言以蔽之，刘贺就国豫章之后，既没有也不可能公开表露对朝廷的“愤慨”。“慨口”得名于海昏侯的陈说，应是后世的附会之言。
“慨口”应作“海口”
“慨口”得名海昏侯传说既不可信，那探其本原，究竟从何而来呢？所谓“慨口”，其实又有“海口”之说。南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记“慨口”云：“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县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来者不究其义，以‘海口’称之，如云江海之口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0页）
吴曾此说表明“慨口”另有“海口”之称。但吴曾认为人们不懂得海昏侯“辄愤慨而还”的历史典故，把赣江入鄱阳湖之口比之“江海之口”，所以误将“慨口”称为“海口”。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古音海（晓纽之部）、慨（晓纽物部）两字晓母双声，之物通转；土音混同。两宋文人墨客耳食笔歧，已添造衍生‘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史话附会于昌邑王刘贺之身，反诬守古未化者‘不究其义’，实咄咄怪事。”论者又考证认为：“西汉‘海昏’县名释辞，与‘海口’‘海阳’有密切的语源关系。西汉海昏县故境古地名，自应得名于东海王摇、海阳侯摇毋余等封邑丛聚环庐山—彭蠡泽地区史事余绪。……西汉‘海昏’县名，‘昏’为‘阍’字省假，其义与两宋民间‘海口’旧传相类。‘海阍’‘海口’互文对举，‘海’为偏语素，而分由同义语素‘阍’‘口’构成正语素，词近义同，为一组有机构成的人文地理亲缘地名。经三国两晋六朝地方文人好事者谐音雅化为‘慨口’，依附演绎为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轶事。”（吴侪：《亡诸考〔上〕——以秦、汉之际环庐山—彭蠡泽地区为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此论所谓“慨”即“海”之音转之说甚是，同时，认为慨口得名于“刘贺愤慨而还”为“史话附会”演绎，亦为灼见。然而，这一“史话附会”实自南朝雷次宗《豫章记》起就流传至今。论者还以为彭蠡泽又名“豫章海”，以“昏”为“阍”字省假，“海昏”为“海阍”，与“海口”意义相类，故有“海昏”为“海口”之说。这是其被错版《古今记》所误。实际上，在今赣北地区，两汉时期并不存在所谓“海”。彭蠡泽也从未有所谓“豫章海”之称（赵明：《再辨“海昏”之“海”》，《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慨口”又称为“海口”，应另有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