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和精神世界( 二 ) 文学|钱钟书|鲁迅|干校六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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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六记》，作者：杨绛，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0月
总体而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以一种批判和怀疑的姿态来面对历史和现实世界，批判质疑传统的一些价值，既包括传统文化价值，也包括传统的表达方式。在这方面“新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也付出了“断裂”的代价。一方面它有很多收获，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能够用现代白话汉语来表达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情感，有了新的审美价值和人文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短时段”里的激进文化运动，与古典文学和文化传统的断裂，导致它也遗失了一些在历史“长时段”里世代共享的恒定价值，比如古典文学所追求的那种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的合一，也就是“修身”（人格理想）怎么和“修辞”（审美理想）统一起来，古代叫“修辞立其诚” 。杨绛对待文学、语言、生活和历史的态度，不是矛盾和割裂的，而是在追求修辞和修身的统一中得到了统一，也就是既有现代的文学精神，同时又能继承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从而打通了现代生活、现代语言与“中国审美意境”之间的隔阂，这可能是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文学中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问题。
我选择杨绛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二个原因是她历史价值。杨绛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同龄人，直到2016年去世，经历了中国20世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种种变迁，她的作品也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历史的见证和思考。
新京报：杨绛先生为什么能在晚年保持如此强大的写作能力？
吕约：这体现了她文学生命的坚韧和持久。坚韧的背后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在支撑？文学生命的中断不仅发生在她一人身上，杨绛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在特殊历史年代，她一直隐身蛰伏在那里，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为后来的创作做准备。我认为，这跟作家是否有一种统一的价值追求在背后做支撑有关。这个统一而持久的价值追求，既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理想，也包括“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精神和价值理性。杨绛对待自我跟世界的关系，对待社会历史，以及对待语言，都有统一的信念在背后做支撑。这也体现了儒家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自身境遇如何，杨绛一直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充满信念，这是杨绛、钱锺书这一代作家给我们的启示。
隐身与分身:
杨绛的人格与风格
新京报：关于杨绛先生其人，有一些较为流行的说法，比如“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生命从容，我心优雅”等。你对杨绛其人有怎样的整体性理解？
吕约：前面这句话出自钱锺书笔下，后面这句话就不知道出自哪儿了。网上经常见到鸡汤化了的杨绛语录，需要鉴别。关于杨绛其人，我认为首先是她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立姿态与“隐士”姿态。到了晚年，杨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仨》变成了文学畅销书，加上媒体的宣传，使她成了一个热点文化人物，甚至是文化偶像。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媒体和大众想象中的杨绛形象，与真实的杨绛之间到底是统一的，还是存在错位？热点里有没有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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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作者：杨绛，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月
关于自己的身份，杨绛从来不说自己是一个专业作家，在文集的序言里面她说“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她始终跟时代主流或者所谓主潮保持一定距离，但这并不表示她不关注现实，她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非常敏感，比如《我们仨》，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历史时间中的悲欢离合，就浓缩了大量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终极价值问题。但杨绛又始终跟时代的主流、甚至文坛主流保持一定的观察间距，身披“隐身衣”，这样一种文化姿态是跟她的人格心理密切相关的。用陈晓明老师的一句话说，“她身上既有古代中国的隐士风流，也有现代中国的启蒙意识”，这句话准确地抓住了她的人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