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重要的是 ， 对于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图像学的建构性研究 ， 米切尔提供的数字技术分析视角和阐释力量在传统的历史史料学、图像学、艺术史等学科中是难以具备的 。 在数字技术层面上研究图像本身的生产与传播的技术变化 ， 这种视角容易被专注于“图史互证”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所忽视 ， 但是米切尔在该书中不断以娴熟而专业的知识指出认识技术变化的本质对于研究图与史关系的重要意义 。 比如第五章“数字笔触”中关于数字影像处理技术的系统、详细和通俗的阐释 ， 最后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从传统摄影到数字影像处理与“观看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 （170页）；在接下来的第六、第七、第八章中分别论述了虚拟相机、合成着色、计算机拼贴的原理及其与数字图像的属性、特征等视觉机制和意识形态、伦理规范等外部特征的紧密联系 ， 所有这些都是关于数字图像本身的硬核知识 。 当我们谈论历史图像学如何面向未来、如何建构和保持其开放性的时候 ， 这些无疑都是坚实的基础 。
对于数字图像之诞生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发展 ， 米切尔的认知和预测极为敏感和深刻 。 例如关于数字成像系统在二十世纪的探索之旅中所扮演的角色 ， 他认为与擅长类型学和植物学的人在十八世纪时扮演的角色相似：向人们展示前所未见的奇异事物 ， 开拓潜在可殖民化的地区 。（19页）我想他说的十八世纪的类型学应该是指十八世纪中叶的布隆代尔（Jacques-Fran?ois Blondel）按照功能将建筑进行分类以及十八世纪末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又按照形式将建筑拆解分类所共同开创的现代类型学 。 至于18世纪的植物学 ， 肯定首先指向林奈（Carolus Linnaeus）在1753年发表的《植物种志》所确立的双名制和以生殖性状（花）作为重要分类根据的贡献 ， 或许他还想到了由英国植物学家柯蒂斯（William Curtis）于1787年创刊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 （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植物学在十八世纪取得的成就也的确与殖民和帝国主义有联系 。
在这里可以看到米切尔的建筑学与科学史的学术背景对他研究数字成像的历史性意义的深刻影响 。 在1992年该书完成并出版的时候 ， 那时的数字图像还是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 与三十年后的今天根本不可相比 ， 但是他已经极为敏锐地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当电子手段实现了视觉传感器与解读及智能指导之间的连接之后 ， 越来越复杂精密的图形识别和景物分析系统就能够检查生产产品中的缺陷、侦测行李箱中的爆炸物、识别人脸、处理金融支票等等 ， 同时被应用于米歇尔·福柯所讲的监视、规训和惩罚之中——自动识别嫌疑犯罪者、摄像头读取车辆牌照从而追踪人的活动等等 。 “数字成像系统中的电子小矮人已经变得越来越繁忙；对这些系统获得的数十亿计字节的视觉数据进行自动判读 ， 已成为科学、工业和商业运行的例行程序 。 ” （23页）今天我们的出行所必定要遭遇的扫码、人像识别等等正是三十年前米切尔所讲的“例行程序” 。 米切尔在注释中提到马修·特克（Mathew Turk ）与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面部特征识别》 ( Eigenfaces for Recognition ， 刊登于《认知神经科学期刊》[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像识别摄像头前的时候 ， 不应忘记那些电子小矮人是如何进入认知神经系统的 。 同时更要看到 ， 数字成像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所带来的真正恐怖是使“屠杀成为了一场电子游戏：死亡在仿效艺术” 。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Gulf War）中 ， 关于战争报道的电子游戏效果分析使诺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抱怨“这不是一局任天堂的游戏” 。（33页 ， 注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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