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记|李公明︱一周书记：被重组的眼睛与 ……数字图像的谎言( 三 ) 视觉|周书记|影像|重组|科学技

图像的谎言无处不在。 “我们开始意识到，从对照片无伤大雅的强化或润色，到潜在地误导甚至对影像内容有意识地欺骗性改动，这中间只是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将会让我们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自以为隔绝在摄影的客观、科学的话语与合成影像的主观、艺术的话语之间那条界限，似乎已处在瓦解的边缘。 ” （26页）对数字影像的人为处理背离了已经确立的摄影真相的体制，一个随意挪用摄影的碎片并把它们重组成虚构东西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斥着颠覆性的、不受控制的影像黑客世界。 1990年8月《纽约时报》有一篇摄影评论作出这样的预言：“未来，报纸和杂志的读者们很有可能会把新闻图片视为插图，而不是报道，因为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区分未经处理的影像和经过处理的影像。 ……总之，照片将会显得不再像从前那样真实。 ” （27页）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虚构了一个邪恶的纪录部门（Records Department），以精良的设备伪造照片，米切尔说现在任何拥有个人电脑的人都可以伪造照片了。很显然，我们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使用“眼见为实”“所见即所得”“我亲眼所见因而相信”等语言来描述对图像的观看。
随着数字影像在世界范围的电子信息经济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交换物品，影像的真实性、原创性概念随之受到挑战，有关版权的伦理和法律的困境也随之出现，许多在前数字时代建立起的传统标准和法律已经不再适用。从信息管治来看， “网络时常跨越法律管辖的界限，很有可能把影像副本置于执法机关和管制机构的职权之外。这就带来了监管的难题。政治审查员们将会发现，他们将越来越难防止煽动性的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影像侵入他们的领地……” （79页）对于传统的新闻摄影来说，数字影像的生产与发表也是颠覆性的：新闻摄影师把数字图像发送到编辑部之后，经过图片编辑、计算机图形技术员等工序的选择、处理叠加在一起，是否会造成图像的欺骗？如何控制证据价值的不断退化？如何保证一张新闻照片的真实性？如果影像存在欺骗或诽谤，谁应该承担最终道德和法律的责任？（81页）这些问题至今难以在理论上和法规上作出明确的阐释和规定，在现实中也只能在个案中视乎各种因素、力量的介入而解决或不了了之。
在论述如何考查照片的真实性的时候，米切尔提到了历史哲学家在不同语境下给予相当关注的程序问题（58页），让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问题回到历史哲学的层面上，这是很有启发性的。米切尔在注释（88页，注释31）中引证的是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 1967）提供的基础性讨论，以及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检查证据：法官与历史学家》（Checking the Evidence；The Judge and the Historian）的观点。金兹伯格批判了认为历史档案就像一张让人轻信的照片的观点——“一种透明的媒介……一扇打开的窗子：让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现实” 。米切尔指出，判断照片的合理性与真实性的能力实际上是人们在一定的话语环境（它引导我们关注的方向，也确立了证据和知识的界线）中建构起来的，与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持有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58页）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之后，一段意大利水泥工厂的视频片段被当成毁坏的核反应堆的视频在美国电视网络上流传；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冰川中发现一具已保存了四千年的木乃伊，一家奥地利报纸发表了一张声称是计算机断层扫描（CAT）的木乃伊大脑照片，说可以证明这位史前人曾患有癫痫病，而实际上这只是一张上下颠倒的一个二十世纪男人的胸腔照片。米切尔认为这两个例子都与观众受知识结构的局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