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评论｜彭锋：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 六 ) |艺术家|绘画

事实上，丹托所说的这种当代艺术非常有限，它指的就是1970年代以来纽约的某种艺术，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那种艺术。对此，丹托毫不讳言。他还不无自豪地炫耀身在纽约的地理优势。在他眼里， 20世纪中后期的纽约就是艺术哲学家的乐园，因为当时的纽约艺术蓬勃发展，新人辈出，新作迭出，新观念纷至沓来。丹托说：“如果某人这些年在哲学上对艺术有兴趣，却生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对他来说就太不幸了。我对自己那个时候生活在纽约总是心存感激。我觉得只有在那个时期的纽约才有可能做艺术哲学，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 ”
显然，丹托界定的这种当代艺术，只是他所观察到的艺术，也就是1970年代发生在纽约的艺术。这种当代艺术无法涵盖1970年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也无法涵盖后来的意大利超前卫、德国新表现和英国青年艺术家。不仅丹托的当代艺术理论有局限性，任何人构想的当代艺术理论都有局限性。即使是贝尔廷构想的“全球当代艺术理论”也无法真正涵盖全球当代艺术，更无法确保不被后来的艺术实践所抛弃。这种以偏盖全的当代艺术理论，很难保持广泛而持久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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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如果任何一种当代艺术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当代艺术就应该是各种理论和实践相互竞争的领域，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不应遭到排斥，而且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艺术界急需有一次中国转向。这种中国转向，不仅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找到自己的根基，而且有助于世界当代艺术的大繁荣。我们不用担心，当代艺术的多样性会造成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因为艺术不是让人使用的，而是让人欣赏的。作为使用的对象，我们需要统一性，以便提高效率。作为欣赏的对象，我们需要多样性，以便增加美感。
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完全可以诞生强有力的中国版本的当代艺术。深厚的文化传统扮演当代艺术的常量，伟大的社会实践扮演当代艺术的变量。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习得”与“创造”的巨大张力，成为推动艺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中国艺术家和理论家已经有了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高名潞提出的“极多主义”和“意派” ，陈孝信提出的“中国版本” ，笔者从“意象”“意境”“写意”等中国传统美学概念出发阐发的当代艺术理论和组织的当代艺术展览，都是在努力推动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在笔者看来，迄今为止的西方当代艺术理论，都没有摆脱对艺术品的崇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拜物教。当代艺术要在理论和创作上走出危机，需要扭转这个局面，由围绕“艺术品”的叙事转向围绕“艺术家”的叙事。艺术在根本上不是制造物，而是培养人，这在中国传统人文艺术中有深厚的理论和广泛的实践支持。如果中国艺术家和理论家能够将焦点转向自己的传统和实践，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了推动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我们急需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建设，另一方面是艺术实践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尽管从历史上看，我国有丰富的艺术理论资源和独特的艺术批评方式，特别是史论评三位一体的方式以及创作与评论的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话语的独特景观，可以为艺术批评走出当前的危机提供启示。但是，不可否认，进入近现代以来，我们的艺术理论和批评明显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一方面，由于外来理论和概念的冲击，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和批评失去了传统的根基。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与实践脱节，让艺术理论和批评失去了对艺术实践的关怀，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效力。重建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和批评，需要克服这两方面的弊端，在继承传统和关怀现实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