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三 )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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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白璧德
在“哈佛帮”之中，在见解和学问上高人一头的，是陈寅恪。吴宓第一次见到他，便为其学识深深折服，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情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 。后来吴宓回忆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吴宓所言不虚，从吴宓日记记载的与陈寅恪的私下谈话中，可以看到陈寅恪不仅有专深而广博的知识，而且打通古今中西，有超越脱俗的大见识。 1919年年底，陈寅恪在闲聊时对吴宓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与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首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说这番话的时候，陈寅恪未满三十岁，一百年后重温，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中国文化可以造就一流的商业和技术，富强发达，雄傲天下，唯独过于注重实用，缺乏科学和形而上精神， “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 。陈寅恪虽然不参与《学衡》的具体事务，但他的观念通过吴宓的中介，奠定了学衡派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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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留美学生分化， “哥大帮”与“哈佛帮”的分道扬镳，最初并非是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观念分歧，而是从“文化惯习”开始的。这些读英文书、吃洋面包的留洋学生，即使到了美国，依然保留有传统文人的习惯，以诗会友，互相唱和。 “哈佛帮”喜欢作旧体诗词，吴宓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与陈寅恪互赠新诗。陈将诗词写示吴宓之后，即刻撕成碎片，不作保留。但吴宓过目不忘，回家之后，即在日记中诵录。《学衡》创办之后，文苑版的主编是胡先骕，他是南社会员，推崇“同光体” ，邀约了众多喜欢宋诗的南社会员在《学衡》发表诗作。然而，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却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就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的同时，他在给梅光迪的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胡适提出：“文学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称要从写作白话诗歌开始。梅光迪与胡适本来是安徽同乡，早在出国之前在上海就认识，成为好友，在美留学期间来往书信不断，争论也不断。梅光迪强烈反对胡适的白话革命的主张，劝胡适：“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勿为所摇” 。胡适因此后来说文学革命是被梅光迪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