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房子不仅是居家隔离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无意识之所在( 四 )

今天，也有日本人抱怨说，有人劝他们喝汤的时候不要发出声音，因为这种稀里呼噜的声音会打扰到在他们的餐厅里用餐的外国人，而这个声音要是放在一两个世纪之前，是不会让哪个法国客人感到不适的。
当我们看到在一屋之内发生的事情和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两样时，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对于年轻夫妻来说，从单身到同居往往那么困难了。有时，搬进同一所房子还会导致分手。同居意味着改变或者接受。埃米尔会照着妻子的习惯，走进房间时把灯打开，走出房间时把灯关上，而她也接受了他雪茄的烟味儿。但是，他一进浴缸就透不过气来，所以更喜欢淋浴，他也受不了羽毛床垫和大鸭绒被，所以带来了自己的床，而她拒绝开着窗户睡觉。倒垃圾和劈柴无可争议地是男人干的活，不过，他们两人都会用吸尘器除灰、擦洗瓷砖、给地板打蜡。他们就这样过起了同居的日子。他会喝点红酒，而她会喝一小杯甜酒，合上的钢琴追忆着她过世的丈夫，家里的花销在马格利特的坚持下，由两人均摊。乔治·西默农在小说《猫》中描述的是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每个人对于伴侣的生活方式，都有接受的部分和不接受的部分。
有些人拒绝同居，有时是以自由的名义，就像他们上世纪的前人，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有时是因为他们都不想辞职但工作地点相互又离得太远。这些 LAT，“living apart together”的缩写，即分开的共同生活，在这个被有些人标记为个人主义的年代似乎越来越多，毕竟在埃米尔和马格利特之间打响的争夺电视频道选择权的小战役已经有了解决之法，那就是各看各的屏幕。
另一种通常涉及单身人士的居住方式，就是共享空间（coliving），而不再是合租。它不再是指几个人决定共同承租一栋房子或是一套公寓，而是指整栋楼本就是为了这种居住形式而布局的。在建造或是改造的时候，私人房间和公共房间就已经被规划好了。它通常面向的是年轻人不太长期的居住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住宅的开发商凭借一套算法，会计划着按照不同住户的喜好、习惯、个性来对他们进行分类，把相似的人安排在一起，希望以此避免冲突。这是自恋的胜利……但也是纸上谈兵，因为我毫不怀疑随着关系的建立，计划肯定赶不上变化。这就像是在西默农的主人公们所住的房屋里，特别是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探长马格雷的犯罪调查系列）中的那些房屋里那样，时间是静止的，这也是侦探小说的必要条件。杀人的动机和作者的探寻随着故事主角间的秘密关系（隐藏的而不是无意识的关系）的暴露而得到推理。为了写作需要，房子的灵魂被冻结了，就像共享空间里的灵魂，似乎被一套算法挟制，以满足这种新型住房的推销需要一样。
然而，房子是随时间变化的。只有固步自封于自恋，住户才会认为它们不会改变，他们试图拒绝岁月的流逝。但为了照明，煤气替代了蜡烛，电能又替代了煤气。电话出现了，然后是信息化的连接方式。人们养成了新的习惯，孩子出生了，长大了，父母衰老了。房子保存着住户们的痕迹。木地板没有再度流行起来之前，如果地板还没被撬掉的话，上面会被铺上地毯，过去陶制的开关，现在也变成塑料的了，新搬来的人因为之前的住户拆掉了大理石壁炉而感到遗憾。同居代表着要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理想，有时还要因他人的理想放弃自己的。而这些理想，也会在孩子们那里得到传承和发展。
不过，在一栋房子里同居，也是和房子一起生活。让我们重温一下弗洛伊德的名言。一方面，我们为了和他人共同生活而服从于自我理想，正如前文指出的，自我理想先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稍晚些则来自教育者、学校老师以及同伴等众多人的影响。可是超我并不建立在父母的模式之上，而是建立在父母的超我之上。它承载着经受时间考验的、永远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并且只会非常缓慢地被当下影响或改变。自我理想是属于住户的，而超我是体现在房子里的。共同生活在一栋房子里，意味着房中住户们的自我理想要在承载着超我价值观的房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