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小说的“黄金时代”消失了吗？听王安忆孙甘露刘擎毛尖怎么说( 二 )

毛尖形容，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把“原著《茶花女》里的10斤眼泪，膨胀出了100斤的哀伤”，这种“想象的偏差”也是翻译界常讨论的话题。比如，纪德翻译莎士比亚“这个地方静得连老鼠都没有”时改成了“连只猫都没有”，那到了中国是不是要意译为“鸦雀无声”？一句话背后透露出翻译理念理论的差异分歧。
王安忆举例道，有评论家认为杜拉斯《情人》一些中译本“笔法过浅、语气缠绵”，并没有准确传递当时七十多岁杜拉斯回忆往事的心态。翻译家袁莉坦言，她曾尝试把王安忆《长恨歌》翻译成法语，“几万字后放弃作罢，的确很难译，那种语言特有的细腻色彩很难转换。如果很忠实的直译，反过来会不会也影响法国作家的母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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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对原著的“信息损耗”难以避免？当下虚构的出路在哪
翻译过程中的“转码偏差”“信息损耗”，是否会削弱外语文学对读者的吸引力？
“上一个百年里，小说的黄金时代恐怕已经走完；接下来一个百年里，我很少能看到打动自己的引进版小说。”王安忆坦言，受个人阅读经验局限，当代法语文学作品几乎很少读，201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书“也看不进去”，“一方面是当下翻译吞吐量太大、速度太快，有些未经打磨的译作比较粗糙；另一方面也是翻译过程本身对原著风貌的损耗，能传递出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她认为，法国当代写作“对写实自觉脱离关系，更多是浪漫情怀、形而上的，充斥了碎片式、模糊感，很少有鲜明的形象与叙事”。
而回溯至巴尔扎克的时代，作家动笔前要做社会调查，要实地勘查，小说家作为时代这个历史证人的秘书，经常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在小说里展开描写，从衣服样式到屋子里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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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孙甘露看来，法国文学对精神质地的揣摩、非写实的笔法，恰恰也呼应了当代人的新处境。比如莫迪亚诺早年的中篇《暗店街》，典型运用了处理回忆的手法，跟普鲁斯特笔下记忆渐渐消失的微妙感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认识的人、去过的地方、说过的话，一边在寻找，一边也在慢慢逝去……换个角度来说，对于现实的描摹，已经不再是文学虚构唯一的任务。相较读者阅读19世纪小说时，通常能清晰感觉到作者的存在、立场、主张，当代小说更多出现了所谓“零度写作”——作者在作品里有意客观化了存在，清晰的立场和情感是不允许被代入的。
“我与法国文化结缘，从卢梭《忏悔录》开始，柳鸣九翻译，读后震撼很大。法国文学并不仅仅是浪漫爱情，也具有革命性拓新一面。”刘擎谈到，法国人坚信“正因我们是人类的，我们是法兰西的”；这与鲁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一样。个中微妙差别也提醒我们——当作家将传统陌生化，重新对象化，读者能借助“他者视角”的翻译文学作品重新打量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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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者在沪揭晓：章文凭借译作《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安托瓦纳·贝尔曼著）获得社科类奖项，黄雅琴凭借译作《男孩》（马库斯·马尔特著）摘得文学类奖项，新人奖则颁给了90后王献，她的译作是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
本届傅雷奖共收到参评作品47部，其中社科类35部，文学类12部。十多年来该奖项收到600多部参赛作品，涌现出近30名优秀译者，都成为了译界优秀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