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尤迪特·赫尔曼对话翟永明：“女作家”是个敏感的称谓吗( 二 ) 尤迪特·赫尔曼|翟永明|中国

柯理提出， “女性在写作当中的角色”是德国文学界近年来的热议话题。文学界对写作价值的衡量和决策始终笼罩在男性的眼光下——无论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奖的评委还是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个问题在三、四年间聚集了越多注视，女性在文学界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越值得思索。
赫尔曼说，自己在90年代刚开始出版书时，和一批同时期在德国市场成名的年轻女作家，被共同冠以“小妞”的名号。 “当时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称谓，用这样的方式称呼我们的作品，称呼我们这个群体。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害怕的是，很明显这是由男性的评论家发明的概念。 ”赫尔曼说。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在今天的德国日渐消弭。女性能够在媒体上发出更大的声音来表达抗议，女性作家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赫尔曼介绍，在德语中“作家”也有两个不同词汇，用来区分男性和女性。比起“女性作家” ，自己更喜欢使用“作家” 。在公众社会和文学界， “女性作家”也是一个敏感的称谓。因为一味强调和特殊化，会导致女性写作呈现出特别脆弱的态度，或者不得不作为男性写作的对立面被比较。
尽管接触现实世界时是通过女性视角，但在写作时，赫尔曼坚持，个体的身份大于性别的身份。作家“根本意义上是人” ，而面对写作时的孤独会不分性别，公平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翟永明也回忆起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女性写作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女诗人非常活跃，有大量女性视角的表达涌现。这些作品被叫作“女性诗歌” ，在一些出版社或者杂志发表的时候，会被单独开辟一个栏目。 “就好像男性诗歌就是诗歌，女性诗歌是另册的感觉。 ”
到今天，女性话题还是一个随时要面临的重要话题。中国的性别问题，在翟永明看来是退步的：“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要更保守一点，因为年轻人面临的环境可能会导致一些压力。我们那个时候更穷，但是有理想在支撑，所以一些困难好像都不那么重要。 ”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性别冲突和对立，以及理性讨论的缺失，对当下这个时代年轻的女作家更加不友好。
对此，赫尔曼说：“我不会在意男性评论家怎么评论我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思考。我更关注我跟外界接触时的感受。 ”太过在意评论家的见解，就没办法把注意力放在写作上。赫尔曼引用了这句话， “一个作家最终的，最大的阻力就是他本人。 ”
在提问环节，一位读者提出，除了对女性写作的标签淡化，女性作家有没有可能重新夺回这个词的话语权，并把它赋予积极的意义。
翟永明认为，男性话语权对女性写作的标签化固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另一方面女性自我意识的发现尤为重要。她提到一本民间的诗歌刊物，是女性诗人自己在一起成立的。刊物已经有很多年了，上面只刊登中国女性诗人的作品。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可能性，我们其实并不畏惧这个标签，我们自己可以把它作为女性自身的表达。 ”
赫尔曼说，在德国目前来说有这样的倾向， “大家可能会比较积极地评判女性作家，或者鼓励女性作家进行创作，而不再认为女性创作是一件令人质疑的事情。 ”
然而问题核心仍是写作本身。 “至于女性作家是否想夺回自己的阵地，成为主流发声的群体等等，在过去这么多年时间里面，很多女性都在努力争取更强烈的发出她们的声音。我不是很想过分地强调男女对立，不知道是不是要回顾到写作本身——我想要去写作，我想要去阅读，我就是一个女性。而特别地想要为女作家发声，或者作为女性作家一员，争取获得更多的关注，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 ”赫尔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