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在历史深处唤醒夏的记忆( 二 ) 希贤|诗人|语言|物事|诗集|岩石

一件是春秋“叔夷钟”，“叔夷钟”铭文有“处禹之堵”字样。另一件是现藏国家博物馆的“秦公簋”，铭文中有“鼏宅禹迹”。而保利博物馆收藏的遂公盨（豳公盨）是一件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记录“大禹治水”的实物性器物。
方燕明说，这些铭文可以证明，周代的时候，对大禹和夏的存在是普遍认可的，国别、族属是清晰的。周代人不仅认为夏是存在的，而且普遍认为大禹是英雄，顺着大禹的足迹前行是正统而高尚的。可以说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大禹崇拜。
在传世文献中，对夏代的历史、事件记载多但内容简略，主要是夏王（夏后）的世系、夏代积年、都邑和族属。
方燕明介绍，夏代的纪年，历来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中有“夏纪”，夏王共历十七君，夏代总积年长达471年。
《史记·夏本纪》认为“有夏一代，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但并没有交代具体纪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夏代年表认为，夏代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14代17王，共470年。
都邑是寻找辨认夏文化的重要依据，通过考察夏代都邑的变迁可以了解夏族的活动空间，从而确定夏文化的分布地域。
方燕明介绍，文献中关于夏代都邑的记载零散而且分歧很多，但是经过历代学者的梳理，大概可以看出夏代都邑变迁的轮廓。
历史记载中的夏代主要大事有大禹治水、禹征三苗、涂山大会诸侯、大禹葬会稽、夏启改禅让为世袭、太康失国、昆弟五人作《五子之歌》、夏桀暴虐亡国等。
方燕明说，从中国古代文献上看，夏是三代之始，有关夏的记载一直是被当作信史的。
田野探方觅夏踪
□河南日报采访人员张体义
“夏文化是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学术课题。百年来，中国考古学人始终没有停下对夏文化探索的脚步。”12月2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梁法伟接受采访人员采访时说。
梁法伟说，早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赴山西进行考察，寻找夏代遗存便是考察目的之一。考古学家徐旭生1959年对“夏墟”的调查，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是学界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开始。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复查和发掘工作。
河南的夏文化考古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发现和发掘了一批重要的夏文化相关遗址，有力地推动了夏文化研究工作。1977年，在登封召开的“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掀起了夏文化研究的高潮。
梁法伟介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夏文化考古探索取得了巨大进步。众多学者依据一系列的考古发现，结合对文献记载的全面梳理，包括参考相关遗址的多学科分析检测数据等，经过较为充分的研讨、争鸣，虽然对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文化有不同的认识，但仍然对夏文化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和阶段性的主要成就，已得出夏文化真实存在的科学结论。作为学术界主流观点，许多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存。
梁法伟说，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结合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考古学研究，是解决夏文化问题的可行途径，也是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近年来，夏文化探索与研究再度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及河南、山西、安徽、陕西等省的考古研究机构，都围绕夏文化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综合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夏代&在历史深处 唤醒夏的记忆(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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