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绅!邱捷、刘志伟:把读者带进活生生历史现场的《杜凤治日记》( 四 )
再次是确定“谁是谁”的问题。日记人物很少以本名、全名出现,多以其字号、绰号、地望、官名别称、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小官、幕客、书吏、士绅、庶民等在工具书、典籍中很难查到,如果不是官员,在数据库中查到的机会也很渺茫。杜凤治有时也会把重要人物姓名、字号写错,这就给注释带来更多困难。如,同治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提到一位“胡竹如司寇”,但从嘉庆到同治年间,并无姓胡、字或号竹如的刑部堂官,后来,在工具书查所有字号为竹如的人物,才猜出此人应该是咸丰年间的刑部侍郎吴廷栋(竹如)。
《杜凤治日记》中所见的岭南文化
文化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各种细节,邱捷认为,《杜凤治日记》是研究晚清历史文化极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所见的岭南文化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杜凤治日记》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西文化在广东的碰撞与交融。
在清朝前中期,广州有很多年是同西方国家交往的唯一“合法”“正规”的港口;到了晚清,广东既是中国抵抗西方侵略的前沿阵地,又是西方先进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杜凤治当了5年多“广州市长”,又兼做两广总督的外交助手,同外国事物、外国人有很多接触。《杜凤治日记》对同治、咸丰年间中西文化在广东的交融、碰撞,描绘出很详细、生动的图景。
例如,日记所记同治十年夏天的“神仙粉事件”,史籍很少提及。这件事大致情况是,当年民间流传洋人收买一些中国人在水井撒放“神仙粉”,让很多人生病,求洋人医治,洋人就可以借机逼迫中国人信基督教。一些人趁机鼓吹烧教堂,引发一场危机。两广总督瑞麟同下属文武官员冤杀了多个无辜者,千方百计取得洋人的谅解,这件事才得以了结。
杜凤治本人是愿意了解西方的,他读《瀛环志略》,知道太阳、地球、月球之间关系,对西方技术钦羡,知道西方先进事物(如轮船)来华,被中国接受不可避免。但他对西方的器物尚且不能完全接受,对西方制度、文化等先进方面不愿正视、不能理解。杜凤治算是一个对西方事物有所了解的官员,又在西方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广州任职,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必多说。
其次,日记中大量记载了广东风俗文化故事和杜凤治的看法。
从正统文化特别是科举文化为着眼点,江浙士大夫杜凤治有文化上优越感,看不起广东和广东人。他对广东士绅“重财货”“轻廉耻”有很多批评,带有偏见成分。广东士大夫重商、务实、受纲常伦理束缚相对内地宽松。杜凤治认为广东人不甚尊重王法,不怕官,不安本分,民风剽悍,人心浮动,所以赌博、盗贼特别多,杀都杀不完、杀不怕。通过对广东社会的观察和自己做地方官的体验,他认为广东将来会成为下一次天下大乱的策源地。他不止一次在日记预言,不出十年,就会有人振臂一呼,在广东发动数以十万计的人造反。杜凤治当时只想到会再出现太平天国、洪兵起事这样的大变动,没想到他来广东当年(即1866年)出生的孙中山,后来真的振臂一呼,成千上万广东人奋起反抗清朝,广东果然成为中国新的大变动的策源地。从杜凤治的感受中,也可以看到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些原因。
再次,日记反映了当时岭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记中有大量细节描述了岭南人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年成物价等等,还有岭南人的文化生活,如祭祀、节日、戏剧等。对广州的记载很多,为研究广州地方史提供很多新材料。
其中,关于南海神庙祭祀,有颇为详细记载。明清地方官定期祭祀南海神庙的情况,现存文献语焉不详。从杜凤治日记可知,布政使、巡抚都有祭祀的责任,他自己曾经陪同祭祀,日记对祭祀的细节以及对当日神庙的环境有较详细的记载。近年出版的《南海神庙志》就引用了日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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