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政$历史学家眼里的医学( 二 )
于赓哲 著
中华书局
政府对医学、医政加大支持力度,医药学知识整理尤其突出,其中就包含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于赓哲看来,儒医与局方的出现可以理解为“士大夫医学与平民医学的合流,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的契合”。儒医与儒学的全面介入,使中国阶层发生巨大的变化,“局方透过行政力量和印刷技术等技术手段使得官与民,士与医等各种分层得以糅合并且具备很强的操作性”。由此可以理解金元时期医者在创立新观点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局方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在立说的标靶中,金元医学家反对局方用药是他们重要的基点。
传统医学史家通常按照断代史的套路,从统治者如何加强统治的角度来解释宋代的医学发展与医政措施,基本上没有吸收中古历史的研究成果。因此,讨论宋代统治者加强医政措施和支持医学发展,多拘囿于强调统治者意志或儒家哲学的影响,这固然具有解释力,但却经不起追问,既然是加强统治的需要,可为什么在宋之前又没有表现出相同的医学、医政形态呢?很明显的现象是,宋代的医政措施几乎覆盖到县,医学文献整理、医学人才教育皆前所未有。通过于赓哲的启发,很容易发现,加强医政措施,仅仅是统治者为顺应阶层打破后的新格局,所做的统治技术性调整,换言之,即出于统治术的理由,将大量的散落民间,知医懂医的社会精英纳入体制中来。
于赓哲在《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前三章中通过医学、医者分层考察,重新表述其对中古医史的想法,后面数章中则体现专题研究的特色,即在熟悉的材料中,得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注意到,患者才是医患关系的主导方面,因为古代医生无法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故高度依赖市场,富裕和权贵阶层自然成为医生的首选服务对象。于是医生宁愿放弃医学原则,去迎合病人的要求;因为缺乏独立性,医学失去进步的动力。
文章插图
清代《晚笑堂画传》中的卢照邻像。
从针灸流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北宋以前针法在民间的普及程度一直在灸法之下。于赓哲从技术角度分析认为,灸法简单粗犷,易于操作,材料廉价易得,故在民间流行度高;针法操作复杂,学习的困难程度远超灸法,实际使用并不广泛。但从文献获得的信息恰好相反,真实的原因是针法被官方医学予以特别之注意,记录者也乐于以夸张的笔墨,描述针法创造的种种“神迹”,灸法则因为平淡无奇,遂被记录者搁置一边。此外,在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的分析中,于赓哲讨论了《太平圣惠方》与宋代社会思想中医学文本化的倾向,回应了他之前对宋代医学与阶层糅合的假设。这些案例尽管不属于传统医学史的分析,确为我们理解古代的疾病、治疗方法开启了一条可以操作的新路径。
医疗史与大众息息相关
于赓哲的新书《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其实是《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两书学术观点的科普版。为了增强可读性,抛开细密的论证,重新展现细节,归纳特征,其中既包含了大众关注的议题,比如传染病与公共卫生,又讨论了吸引大众趣味的医史问题,上至皇帝的疾病隐私,古代文化政治精英的死亡谜题,古代御医的生存境遇,下至医骗、医托的阴谋手段。从毒药到古代外科手术,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医疗史不光是学院学者关注的焦点,也可以与大众息息相关。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全书十二章,如引言所说,“历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巨变”,本书以“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中国古代应对瘟疫的办法”作为开篇章节,既是题中之应有,也是对至今仍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下的读者阅读心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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