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津门驿站话短长( 四 ) 渔阳|天津|驿站|奉新|静海|津门

由于河西务地处京津交通要道，道路建设不断加强，舟车相会，驿骑往还，官兵粮饷，源源不断，小镇也日见繁华。当年，无论是进出京城的官员文人，还是逐利于市的商贾摊贩，以及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等等，途经于斯，莫不驻足，尽睹其万舟骈集之奇观。荷兰人约翰·尼霍夫曾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随荷兰使团来过中国，在其所著《荷使初访中国记》中写道：“七月十一日，我们来到河西务……该城方圆步行约半个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西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在此缴纳通行税，所以这个小镇非常出名。使臣阁下在此受到热烈的款待，当地长官还在他的府第里隆重宴请他们。 ”
正所谓盛极而衰。置邮传命的驿站在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之后，至清末驿弊丛生，每况愈下，真正是古道、西风、瘦马。直隶顺天府武清县河西驿驿幕沈侨如一部115天的《河西驿日记》，成为邮驿制度穷途末路的见证。
驿幕，顾名思义，是驿站聘请的幕宾，是驿丞裁撤后驿站的实际主管。该《日记》起自光绪十三年（1887）8月25日，止于12月22日，每日一记。当此之时，河西驿驿丞已裁撤，原本编制152名夫役、33匹驿马，缩减为夫役30名、驿马24匹，昔日风光难再。《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的职责：主管驿务，接应差使，应酬往来，管理账目，处理纠纷之外，还有“传棚匠、裱糊住房”“饬木匠，修理马棚并打篱笆围墙”“塞鼠洞，修门窗”等等。驿夫们则大差、紧差、小差、散差，接二连三。按规定，接待“钦命公干之臣，朝贡之蕃使，入觐莅任督抚、提镇及巡盐、监税之部院台卿”为大差；“奉命星驰，急檄飞递，克限以赴者”为紧差；“承舍赉奏本章，佐僚代捧庆贺大计表册”为小差；“悯劳恤死，许给邮骑者”为散差，等等。《日记》呈现给人们的是：横行恣肆的官吏，常常骚扰驿站；假公济私的驿卒，一味奉应上司，致使文报稽延、通信梗阻之事接连不断；破烂不堪的驿舍，几近倾倒的马棚，疲惫瘦弱的驿马，衣衫褴褛的驿夫……
《日记》诞生之时，近代邮政以天津为中心试办已经9年，津京骑差邮路在河西务设有中继站。表面看来，邮政与邮驿，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事实却是，新旧对立，彼消此长，留给驿站的日子已经不多。
“渔阳鼙鼓”驿传来
渔阳（今蓟州）战略地位重要，有“畿东锁钥”之称，设驿较早。春秋战国时期无终一带驿道就开始出现。元代正式设蓟州驿。元中统元年（1260），自大兴腊庄至蓟州庐儿岭驿路在蓟州设递铺23个。至正二十八年（1368），知州赵伯敬重修设于城内西南隅堂子井东的蓟州驿。明洪武三年（1370），将驿站由西南隅移至城南门外3里，建房42间，配备脚夫及马、骡若干，改称渔阳驿。渐渐地，一个新村庄在这里形成，取名管驿村。明正德六年（1511）重修渔阳驿，将办理邮驿业务的正厅、后堂各5间，东西厢房8间整修得更加气派。明嘉靖年间，渔阳驿额设驿马33匹、骡子55头。明天启二年（1622），渔阳驿由管驿村移至城内文化街路南，占地2亩，有正房5间，厢房8间，设驿马50匹，牛车30辆。
由于蓟县历史悠久，又是军事要塞，因此，渔阳驿的建设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清中后期，渔阳驿是京津地区最重要、最繁忙的驿站。康熙4次、乾隆28次来蓟州、登盘山，驿站的接待任务空前繁忙。其间，驿站配备驿马85匹、驴3头。供役人员有：马夫43名、车夫29名、轿夫32名、驿皂12名、驿书2名、兽医2名，共计120名。驿马和人员配备为同期北京地区的顺义驿、密云驿的2.5倍。同时，渔阳驿设递铺14处：往东通遵化的有花城铺、黄土坡铺、豪门铺、马伸桥铺、淋河铺；往西通往三河的有贾各庄铺、孙各庄铺、邦均铺、白涧铺；往南通往玉田的有山北头铺、献桥铺、别山铺；往北有杨各庄铺、黄崖关铺。当时共有铺兵铺司6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