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忭！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拨开——徐渭的艺术人生( 三 ) 王阳明|阳明心学|毛泽东|心之

所以，大写意终归还是要写出来，而不是描出来，做出来。“写”才是中国绘画笔墨审美的基础。舍此就谈不上中国画。“中国画至今能守恒不替，在发展前进中仍保存着国画的本体特色，那么重‘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陈玉圃《山水画理》）“写”就是泻，引申为散。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其实就是强调作为审美意义的“写”的作用。所以，徐渭以率真之情，纵横笔墨，舍形而悦影，故其笔下情怀若江河自然泛滥，溢出笔端，绝不奇怪。大多数人视之为奇，乃至以“无一不奇”来形容徐渭文字书画，这是习气作怪。人因为习惯了雾霾，会视晴空万里为咄咄怪事。比如，很多人想学大写意，以为信手涂抹，怪叫连连，饮酒长歌，高喊时不我与，就算是徐渭第二，类似于新水墨实验等等，看似艺术感十足，其实忸怩做作，令人作呕。徐渭说这类人是“鸟人”，他说：“鸟有学人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当然，他说的很含蓄，不像我总结得这么刻薄，毕竟他是大才子，我没办法说得更好，只能简而化之了。徐渭知道了，最多说我是个不解徐渭之深，爱吹毛求疵的苛刻之徒而已。
文学家袁宏道是徐渭的隔代知己，他没有苛刻之徒的浅薄，写了一篇《徐文长传》，算是为徐渭身后之名开了一个好头。可惜他注重的还是“奇”。虽然徐渭的才华横溢，锋芒毕露，文字书画无一不奇，作为性灵说的推崇者，袁宏道从这个角度肯定徐渭、推崇徐渭的文艺成就，并不奇怪，但是，作为文化爱好者，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原则：好奇务新，不惟诗之病，亦文之病、人之病。故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也。”（《论语·里仁篇》）我们评价一个人，往往更能从其过失处得其本来面目。比如宋徽宗，我们若只观其艺术，则不失一浪漫情怀的才子，然而他却是皇帝，他的过失令天下生灵涂炭，斯文丧尽。后人罔顾其失，而赞美其绘画天赋，其愚顽不明，真是可悯可叹。又如阮元，作为藏书大家，兴建许多藏书楼，于金石书画亦多有贡献，若仅于此，则不失一儒家风流人物。然其为两广总督期间，外夷欺凌，阮氏懦弱无能，退避让利，为费正清辈有所不齿（费正清《中国：传承与变迁》）。我们当然承认写作或者画画都离不开真性情，甚至也认为真性情是艺术发轫的起点。徐渭说：“人生坠地，便为情使。”又说：“古人之诗本乎情。”但无论真性情如何借助艺术形式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文艺作品本身的价值观还是要“一归于正”的。若能“一归于正，复得其大矣！”（徐渭《答许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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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竹图明徐渭纸本墨笔美国华盛顿博物馆藏
此徐渭得意之作，用笔如飞如动，墨法淹润自然，得挟风带雨之势，世所谓“一笔画”者即此也。图右贴边自题曰“枝枝叶叶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裁。信手扫来非着意，是晴是雨恁人猜。”此诗意境可与云林“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为麻、为芦，仆不能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的观点参看。
也就是说，真性情固然可以在艺术领域将画家的才华展现无遗，但现实不可以绝对理想化，最终还是要归于正道才是至理。总是有许多的羁绊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甚至，恰恰因为这些羁绊让我们的人性更加圆融无碍。韩退之有诗曰：“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随汝巢神仙。”艺术终究要为生活服务，若果真形而上至现实之上，往往就会失去价值和意义。所以，韩愈宁可在世间摸爬滚打，也不肯谄媚神仙，面对人生中的种种不幸，却依旧对世间充满眷恋和爱意。义之所在，虽万死不辞。韩愈为文处世，何尝不是大才华，真性情！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徐渭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总是跌倒之后，还能爬起来，爬起来之后还能充满激情地去奋斗，去拼搏。要不，一个既老且穷的书生，一无所有，还能跑到边塞宣化府去做文书？归根结底，就是不死心，他是真心想做出点画家之外的功绩来，但终究还是止于一个画家。真情付出，得到的却不是自己所期望得到的，这大概就是徐渭一生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