珉宇|李沧东以文学的方式，对抗人世间普遍存在的遗忘和粉饰( 三 ) 李沧东|父亲|生活|电影|社会

书中有一段话力透纸背地描绘了韩国民主化运动中，如同“龙川白”那般的心理：
“我说我没有任何罪行，是在说谎。我现在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现在，我要坦自己所犯下的罪。首先，我认为自己没有犯罪，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从哪里开始出现了问题，这种愚就是一种错误。问题在我自身。我至今从未放弃过自己。就算是为劳动者办夜校，我对这片土地上的民众、被抛弃的穷人们、我的邻居和兄弟们，其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痛惜和爱意。我无法对他们的痛苦与愤怒感同身受。我虽然知道这个社会的矛盾与邪恶，却无法与之对抗，乃至献身。对于任何事情，我都感觉不到奉献自我的热情。我甚至从未真正爱过母亲。我要成为母亲的乖女儿，努力学习，报答母亲的痛苦与牺性，这种想法从小支配着我。同时，我又不断地想要逃离母亲。我对渺小的东西，就连路边一朵盛开的花也很吝啬，无法敞开自己的心扉。 ”
贴着社会热点的写作，容易速朽。在李沧东写小说那个时代，写社会运动，其实是一个热点写作，热点写作，包括过于贴近现实的写作，要引起读者讨论容易，但要经受住时间考验，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失去可读性，很考验作家的笔力。在这方面，李沧东至少写出了几篇没有速朽的小说，比如《鹿川有许多粪》《天灯》，即便现在读，我依然能感受到一种剧烈的痛感，共情人物所面临的道德选择。这说明，李沧东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写作者，他至少写出了历经三十年、依旧让读者五味杂陈，对生活进行严肃思考的小说。
所以，《鹿川有许多粪》是李沧东小说技艺的完善之作。李沧东书写现实，但并没有落入伤痕文学的窠臼。它不是简单的抒情与归罪，而是致力于呈现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生存状态，乃至社会悲剧对亲历者造成的精神创伤和后遗症，从而留下一份份具体的“病人手记” ，以文学的方式，对抗人世间普遍存在的遗忘和粉饰。
李沧东并没有过多文学形式上的创新，但他对工人、小市民、左翼分子、政客等人物的观察精确而老练，使他摆脱了文人写作常有的布尔乔亚习气，流露出生活感和抱薪取暖的慈悲。即便日后不再写小说，拍摄电影，李沧东聚焦的主题仍在延续。在军政府时期，李沧东关注的是人对极权的抗争、对于正义的追寻，以及社会集体暴力（例如光州事件）对一代人的心灵冲击。成为导演后，李沧东关注的命题更加多元，彼时韩国进入民主化时代，一代人的努力得到回报，社会的贫富差距、阶层隔阂却并未得到解决，反而在财阀与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背景下愈演愈烈。
因此，李沧东的电影并不急于歌颂民主时代，而是继续把摄影机投入劳苦大众，去倾听他们的愤怒、痛苦，和日渐被遗忘的崇高。
从《烧纸》《鹿川有许多粪》到《燃烧》，李沧东在创作中习惯从小人物入手，通过家庭中的人事，让读者感受到韩国总体的社会氛围。例如《薄荷糖》的中年男子金永孝、《绿洲》里的重度脑麻痹患者韩恭洙，还有《燃烧》里住在朝韩边境线附近的穷困作家钟秀。在他的处女小说集《烧纸》中，类似的人物也比比皆是。《烧纸》里遭遇骗局的寡妇母亲、《脐带》中的冤死父亲和守寡母亲，还有《为了大家的安全》中的老太太……他们或是失去亲人，或是因政治活动而蒙冤，亦或者，是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孤立无援的进城工人、破产市民，总而言之，他们因种种原因成了社会底层，是那些我们在聚光灯下很少看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