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亭|编辑部聊天室｜那些年我们深爱的报刊亭( 三 ) |少年文艺|姜妍|徐鲁青|潘文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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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杭州，中山北路附近的报刊亭已闭门谢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叶青：看到大家读的刊物我好惭愧。我初高中的时候是港台娱乐周刊的忠实读者，每周一学校前的小书报摊一定会有我的身影。左页是Lady Gaga又穿了某件惊世骇俗的服装，右页是徐濠萦流连奢侈品店（图片的某个角落还要配上陈奕迅一脸无奈的圆形头像），配上港台娱乐媒体的犀利标题，当时觉得有意思极了。还有《猛鬼故事》，胆子小又想看，读完吓得要闷在被子里开着灯睡觉，厕所都不敢上。我当然知道这些故事都是假的，但还是留下了诸多童年阴影，以至于我成年后走夜路时都不敢频繁回头——有个鬼故事里的说法是人的肩上有三盏灯，每回一次头便会熄一盏，三盏都熄灭后……
上一次（试图）去报刊亭买杂志已经是2017年的事。伊莎贝尔·于佩尔来国内参加朗读杜拉斯的活动，《周末画报》做了她的专访，作为自诩的武侯区于佩尔第一粉头，我怎么能不收藏！在街上转了老半天，才发现记忆中的报刊亭都不见了。杂志上的专访，就像姜妍经常提到的，碍于篇幅，问答的选择会更精炼。我还记得于佩尔那期最后一个问题是问她作为大众心目中女性自由和独立的代表，以后打算为女性权利做点什么，于佩尔答道， “不，我就是个女演员，还能期待我做什么更多工作呢？”
02 人们叹息报刊亭的消失，是想念和邻人拥有更紧密连结的生活
徐鲁青：前几天在Sixth Tone看到一篇文章讨论了报刊亭的消失现象，文章认为报刊亭的兴盛和消失都不是单一的市场行为，报刊亭的增加同90年代下岗潮中的就业扶持政策息息相关，之后报刊亭除了售卖刊物和杂货，也承载了社区交流的功能。文章还引用了2021年上海一个中学生写给《中国青年报》的信，呼吁政府重视报刊亭的社区价值，它既是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也为社区老人提供了便利，值得作为公共设施得到政府补贴， “报亭不盈利只是个经济问题，街道上的绿化需要公共财政去负担，书报亭作为居民文化生活的绿洲，为什么不能获得财政补贴呢？市容美观固然重要，居民的精神生活也不应该因此受困！”这封中学生的来信中这样写道。
我记起小学放学后就跑去报刊亭蹭漫画，再顺便帮门卫娭毑捎上一本《故事会》。初中我和报刊亭大哥都愤世嫉俗郁郁寡欢，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最后一份《南方周末》他总给我留着。高中边上的报刊亭蔡嗲嗲是全校明星人物，他总是记得我们的名字和爱看的杂志，会给我们备着创可贴、水和雨伞。他去世时我们在报亭上贴满了悼念纸条，送葬的车绕学校一周，学生老师都跑到马路上送他。报刊亭可否得到公共财政支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想，人们叹息报刊亭的消失，除了怀旧天性，除了对纸刊的偏爱，也是想念和报刊亭老板闲聊，和邻人拥有更紧密连结的生活。报刊亭能让城市更有人文关怀吗？我存疑，但或许能让现代生活少一些原子化，多一些人与人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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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成都，农贸市场中的报刊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姜妍：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京报》，报社为了让大家对读者群体有更清晰的画像，每年会组织采编团队去报刊亭里卖报纸。两个人守一个报刊亭，每个人要卖出去20份，还要穿上黄马甲，也就有了一些故事。比如当时部门里跑话剧的姑娘是个身材高挑的美女，和另一个编辑组队卖报，第二天编辑回来分享说，一个买报纸的人停在路边看着我们的话剧采访人员，感叹“长成这样，干点什么不好” 。另有一位娱乐采访人员卖报纸的时候碰见一位外地同行，聊了几句，对方听说我们采编全员上街卖报，抑制不住内心的同情，大声问道“你们报纸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