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聊斋志异》与津沽文化文化|津沽|天津|李庆辰|蒲松龄

【津沽|《聊斋志异》与津沽文化】蒲松龄是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教书先生，他在《聊斋志异》里收集的故事多发生在齐鲁大地，其他地方的故事只占少数。其中，来自天津的有五篇。《鸿》与《禽侠》两篇都是写禽鸟的故事，这或与天津地处渤海之滨，有关水鸟的故事传说较多有关；《商妇》和《小棺》两篇都写到商人经商，这或与明末清初天津已成为商品的集散地不无关系。可见，这几篇《聊斋》故事，或多或少都打上了津沽文化的印记。
津沽大地与千里之外的孔孟之乡本来距离不远，又有运河相通，来往客商自然就成了里巷之谈的传媒。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有浓厚兴趣。曾在路边摆茶摊，过往行人“必强与语”的传说固不足信，但“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的《自志》则是确定无疑的，据统计，《聊斋志异》中来自民间的故事不下二百篇。传说当时山东潍县有个有名的画商“年画张” ，与蒲松龄交谊甚笃。他走南闯北搜集画稿时，也主动帮助蒲松龄收集民间故事。天津年画之乡杨柳青应该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自然也会成为津沽文化的传播者。
津沽文化滋养了《聊斋志异》，反过来，《聊斋志异》也影响着津沽文化。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巨大成功，唤起其后的文人们纷纷效仿。在清乾隆年间和同光年间，分别出现了两次续仿《聊斋》的高潮，其中就包括李庆辰的《醉茶志怪》。李庆辰，天津人，生活在道光至光绪年间。他的《醉茶志怪》喜欢以谈狐鬼说异的形式揭露社会黑暗，故事结尾也常常模仿《聊斋》的结尾，用“醉茶子曰”展开议论，因而被誉为天津的“续《聊斋》” 。
此外，《醉茶志怪》中还有不少津门历史和文化的描述。其卷二有一篇《黄叶村》：“西沽旧名黄叶村，老人犹有知者。道光年间有乩仙诗云：僧扫黄叶村中寺，人唤斜阳渡口船。自注云：黄叶村即西沽。 ”
这则珍贵的史料，使人立刻联想到敦城寄怀曹雪芹的诗：“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这就极大地调动了红学家和研究水西庄的学者们的想象，从而大胆提出曹雪芹曾避难水西庄、著书黄叶村的假说。
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史上，津沽文化也占有一席之地。堪称“北方曲艺之乡”的天津，在清末出现了两位具有全国影响的说书名家，一位是专说《包公案》的石玉昆，另一位是专说《聊斋》的陈士和。陈士和说过的《聊斋》评书有上百段，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揭露社会黑暗、歌颂人民反抗，如《梦狼》《向杲》等；另一类是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如《瑞云》《小翠》等。陈士和的评书，既忠于原著，又进行了合理的扩充改编，突出对世态人情的描写，其中还包括对大量天津世情的描述，十分贴近平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因而很受广大听众欢迎。陈士和对于《聊斋志异》在民间的流传以及对评书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