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度阅读︱记忆的幽灵与历史的书写( 二 ) |历史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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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和冷战的终结， “记忆”一时之间成为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学的热门关键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丘比特在《历史与记忆》（译林出版社， 2021）中承认，自1980年代初以来， “记忆显然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 ，他从概念的界定到一系列相关议题的展开，系统地讨论了记忆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也表明了这一话语的极强的能产性，可以说完全刷新了原来历史学的范畴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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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最早、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当然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从1984年起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节译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这是一部标志着史学研究重心从“历史”转向“记忆”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这不仅仅是史学界内部的思想变动，也应和整个社会1980年代初的后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因为“记忆之场”所着重的，已经不完全是集体记忆对社会的功能性，而是社会意识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原先那种一元的“历史”如何变成了多声部的“记忆” ，换言之，唯一正确的历史书写已经渐渐退场，如今人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加以研究和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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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结束后，随着铁幕背后东欧社会的记忆解冻，一大批档案文献和历史记忆重见天日，很多历史学家在这里挖到了宝藏。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对二战历史的重写，（特别是《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大多就基于许多前纳粹分子的口述访谈。与此同时，原本被掩埋已久的沉睡记忆，再度被唤醒过来搅扰生者，波兰犹太裔作家安娜·比康特令人难忘的《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就由《邻人》一书引发的争议而来，揭开了波兰人令人难以启齿的过往：他们不仅是受难者，也曾是加害者，而这正是现在的他们所竭力想要遗忘和否认的记忆。当然，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彼得·诺维克的《大屠杀与集体记忆》（译林出版社， 2019年）是必读书，他指明了令人惊悚的一点：“最强大的集体记忆通常是那些怨恨极深的记忆。 ”关键之处在于这样的记忆是被用于复仇，还是基于对过往的批判认知，开创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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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历了这些苦难的人们来说，那些历史是房间里不可回避的大象，时时搅扰着生者的现实政治，往往正是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变成宿怨，对细节的分歧则阻碍着人们达成和解。《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格致出版社， 2021）表明，在全社会的断层线上，人们受到不同历史记忆和社会身份的撕扯，根本不存在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历史叙事。《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则回顾了东欧原本同根所生的四个国家，如何各自利用历史记忆来建构分化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在此，历史的书写本身就折射出民族主义政治的冲突，因而“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 ，实际上是他们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共识，而这本身表明历史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了，历史学终于可以摆脱原来的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