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度阅读︱记忆的幽灵与历史的书写 |历史学|作家

在亲历了疫情爆发以来此起彼伏的种种事件之后，想来所有人都已经比以往更清楚地理解了一点：“记忆”和“历史”不是一回事。任何人在遽然遭逢这些变故时，都会产生复杂交织的感受，但这犹如洪水般一浪浪汹涌而来，很快就只留下一地枯枝败叶，幸存下来的我们无法再返回历史现场，也不可能记得所有往事，或遗忘、或沉默，又或看着当时的痕迹在身后乃至眼前消失，等最后这些被书写下来变成“历史”时，你或许总觉得有哪里跟你所记忆中的那段经历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通猜·威尼差恭在《图绘暹罗》一书中曾不止一次说，历史作为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之一，是残酷的。这么说是因为，历史上充满着形形色色的无情斗争，而他在回顾这些历程时一再发现，受苦越深的那些人，往往越是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现代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就是挖掘这些被湮没的声音，或许可以说，这种“记忆的幽灵”始终在搅扰着历史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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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成为微观史经典著作的《奶酪与蛆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从一位16世纪意大利磨坊主的异端思想出发，揭示了现代早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张力，以及当时底层民众对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向往。这不仅仅是“让小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历史学来说也意味着批判的可能性，因为挖掘这样久已被遗忘的声音，意味着一种曾有过的历史可能性，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现实关怀，是无法发现这一史料的，又或就算看到也无法理解其中隐含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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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度阅读︱记忆的幽灵与历史的书写】不过，金茨堡最初撰写这本书的起因，与其说是“挖掘记忆” ，倒不如说是受葛兰西的启发，着眼于普通民众如何感受和理解生活现实。虽然近四十年来， “记忆的幽灵”对历史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冲击，但起初意识到其重要性的，并非历史学家。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在其开创性的研究《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应了其师涂尔干的宗教功能主义观点，即记忆就像宗教一样，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是服务于社会当下需求的，他甚至认定纯粹个人的记忆是不存在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1940-2019）在《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原著出版于1989年）中，则在同样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同时，也强调了它日常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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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自1970年代起就组织有关“记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和《宗教与文化记忆》（商务印书馆， 2018）中，他将记忆引入古典研究，着重考察记忆如何形塑古典文明的集体认同和文化传承，这相当于是承认了涂尔干-哈布瓦赫的功能论，但他也开创性地指出了文字在记忆塑造中的作用：文字是历史书写的根基，有了文字，才将记忆永恒化了，并往往规定了唯一正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