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讨︱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考古的推断( 二 ) |墓葬|佛教|考古学|金铜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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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任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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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书陶罐铭文摹本（M3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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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书陶罐（M3019: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赵占锐助理研究员做了《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的报告，该报告主要包括墓葬概括和金铜佛像科技分析两部分。出土金铜佛像的东汉家族墓共发掘六座，自南向北依次为M3014、M3015、M3016、M3017、M3019、M3020 。从形制来看这六座墓葬可分为土洞墓、砖土墓和砖室墓三大类。 M3014和M3015为土洞墓， M3020为砖土墓， M3016、M3017以及M3019为砖石墓。随葬品有陶容器、祭祀用器、模型明器、动物俑以及少量铜器、铁器等。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以及与周围西晋、十六国墓葬比较分析认为该组墓葬为东汉晚期，墓室结构由土洞向砖土混合到砖室结构的变化。墓主人是附近安陵县或长安周边的中级官吏或地主，家族具有一定的势力和经济实力。金铜佛像科技分析的初步结果使我们对铸造技术、铸造工艺、成分分析以及产地有所认识。这两座金铜佛像属于铜锡铅三元合金，是陶范铸造。立像为主体和覆莲座分铸，以插接方式组合，在覆莲座底部两足对应位置可见两个突出榫头。五尊佛为浑铸而成。从铸造方式和成分分析，认为这两件佛像属于中国本土青铜冶铸技术产品。最后，赵占锐展示了成任村附近发现的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纪年铜佛像用于比较，认为成任村东汉墓出土佛像不仅是国内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金铜佛像，也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佛教造型艺术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考古报告结束后，本组其他四位学者阐述了各自想法。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博士候选人何彦霄指出西安地区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符合现有对东汉社会东西文化交流的认知，并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一是因为中国在公元二世纪是外来文化较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期，高僧支娄迦谶、帕提亚王子安世高以及其他僧侣在东汉晚期把佛教带到了洛阳。也在这一时期，罗马和中国有了两次正式的有官方记载的交往；尤其是在公元121年罗马表演者在宫廷新年宴会上表演，受到汉安帝与大臣们的喜爱，说明公元二世纪时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并且公元二世纪也存在，中东、中亚地区的政治动乱以及罗马帝国的东征，带动了人员的流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和人员的流动。二是早期中国佛教研究常把佛教在中国的重要地位投射到初现的时代，何彦霄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后来佛教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后见之明，仅仅把佛教看作一种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以亚文化的形式存在。三是公元二到三世纪，从世界范围来看，地中海、中亚、中东还有中国都处于文化转型阶段，他列举了一系列现象。如公元218年叙利亚祭司成为了罗马皇帝、基督教随后成为罗马国教以及公元三世纪萨珊波斯代替了帕提亚王朝、代表伊朗传统文化的琐罗亚斯德教成为真正的国教等。这一阶段的中国，汉朝即将走向衰亡，佛教作为的外来文化在政治混乱中抓住机会逐渐由亚文化发展成为主流文化。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金玟求（Minku Kim）助理教授正在完成的新著认为中国与印度早期佛教相似，都不使用造像。因此，他对东汉时期出现佛像持怀疑态度。他从佛像细节分析，认为立佛像上波浪式的衣纹以及佛衣领口处都与贵霜王朝时期的佛衣无关，更像笈多时期的佛像造型。并且多佛像造型不见于印度大陆和中亚地区。特别是五尊佛着“出水式”贴体大衣，具有明显的笈多时代马图拉佛教艺术特征。所以他认为这两尊佛像应该晚于炳灵寺石窟169窟，年代大约在公元420年左右。然后他又对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佛像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艾弗里·布伦戴奇的收藏品进行了比较，认为北宋村的佛像不属于东汉时代，而成任墓地出土的佛像与北宋村相似，所以都不是东汉时期的佛像。然后他又对重庆丰都槽房沟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装饰的佛像年代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迦腻色迦王可能是第一个在印度和贵霜帝国推广佛像的人，也是这一时期印度的佛像传播到了中国。这样推算，槽房沟佛像的年代也应当晚于迦腻色迦纪年（公元127年）。他还提出该墓中出土的纪年（125年）覆斗形造型底座与楚地出土的镇墓兽底座相似，可能并非报告中判断的摇钱树底座。墓中出土的钱树碎片并不完整，可能为后世扰入，因此我们要谨慎的对待这类器物。最后他又对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内的一块印度佉卢文铭文的年代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疆尼雅地区出土了几百件佉卢文的资料，时间在三-四世纪，而中国本土发现的佉卢文只有两块，把时间定到东汉时期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