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东西问 | 孙向晨：“中庸”与“middle way”，为何需要构建“汉语哲学”？( 二 ) 中国|中新社|汉语|向晨|迂回

“汉语哲学”的提出就避免了这种矛盾，因为汉语是思想的承载者，并非一个限定词。我们知道，人类的上层建筑都是落实在具体的文明上，人类对于任何普遍性问题的思考也都会落实在一种具体的语言中。这个意义上， “汉语哲学”不是用一个民族来限定哲学，而是源于汉语的语言和文化思考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就直面人类现实世界而言，较之“汉语哲学” ， “中国哲学”国别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太强。
我不认为“汉语哲学”和“中国哲学”是取代关系。 “中国哲学”研究者众多，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宝藏的研究与发掘非常必要，贡献巨大。但我也认为“汉语世界”同样需对当下的生活做出哲学反思，需要一种世界性、开放性和未来性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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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采访人员孙自法摄
【中新社|东西问 | 孙向晨：“中庸”与“middle way”，为何需要构建“汉语哲学”？】中新社采访人员：您提出， “汉语哲学”在方法论上更倡导一种“迂回”的策略。何为“迂回”策略？其为“跨文明”交流提供了何种新路径？
孙向晨：“迂回”这个表达其实是“借”过来的。法国学者、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研究古希腊时指出，如果要研究好希腊，需要“迂回”中国；只有“迂回”中国才能明白希腊乃至西方文明所特别的东西。这套方法对我们更为适用，但运用起来却更难。
“中国哲学”的学科在起点上，就把西方看成一种“普遍”的，以西方为标准来理解自己，把源自“汉语世界”的很多哲学智慧遮蔽了。 “迂回”就在于把西方理解为“他者”而非“普遍” ，重新确立中国的主体性。
当我们深切理解并研究西方哲学的机理与历程，然后回过头来“观照”自己，就会发现大量完全和“他者”(西方)不一样的东西。这一对自己“再发现”的过程非常重要。
当然，这不是要拒斥西方，而是需以“迂回”的眼光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平视“他者” ，与“他者”对话、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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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采访人员陈超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举例来说，汉语的“中庸”与西方哲学的“实践智慧”有何相像之处，又有何根本的不同呢？
孙向晨：两者的确有相像之处，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中的“middle way”(中道) ，强调过犹不及，如勇敢就是在怯懦与鲁莽间保持“中道” 。
“中庸”同样讲过犹不及，有些书本也直接用“中庸”翻译“middle way” ，但二者亦有根本的不同，即，西方的“中道”或实践哲学有其形而上学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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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采访人员侯宇摄
西方哲学世界是两元的，一个是本质世界，另一个是感知世界，我们常讲“透过现象看本质” ，就是一个十分西方哲学化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 ， “理论智慧”要研究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而“实践智慧”是处理具体的可变事情。在“中庸”背后，则是一种源于汉语传统的世界观，我们讲“天、地、人”三者是一个世界。 “中庸”的平衡，是在天、地、人之间的平衡，所以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说法。
在西方哲学中“理论智慧”占据更高地位，追求真理与原则，研究永恒不变的范畴。与此不同，中国传统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即“道不远人” 。西方的传统，意见与真理对峙， “道”在天边，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传统， “道”就在身边，所以我们总是从身边的经验和道理开始，然后推而广之、推己及人。因此在工作中常有“试验田”试点的做法，而西方则重视原理与规则，试图找到“普遍”原理后一下把它实现。不同的做法背后有着两套差别很大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