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王寅丽评《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奥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义( 三 ) 霍尔德·尼布尔|主义|秩序|人类

文章图片

汉娜·阿伦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格雷戈里教授在本书中通过对阿伦特的回应，来展开他对奥古斯丁的政治动力学的研究。阿伦特1929年在海德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最早开创了奥古斯丁之爱与自由主义政治令人不安关系的分析。在论文中，阿伦特批评奥古斯丁的爱观，从基于“欲爱”模式的自我关注上升为回归上帝的“自我舍弃” ，在此过程中“爱邻人”充其量成了“爱上帝”的目标的工具和副产品，而非真正意义上对具体他人的关爱，也与奥古斯丁本人对基督教“爱邻人”诫命的重视相悖。也许是担心爱的情感运用在政治中，会带来难以满足的道德需求和道德专制，以及被扭曲为抽象的同情和怜悯，从而取消公共空间，阿伦特最终和她批评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反对爱进入公共世界。阿伦特和现代自由主义者一样，固守了公共的理性和私人的情感的区分， “她没有意识到对于良性的政治而言，爱是合法且必要的。如果正义真能给予每个人他或她应得的尊重，那么正义必然也包含要去爱那些应当爱的，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人类繁荣的条件” （187页）。格雷戈里在书中用了近两章的篇幅分析阿伦特的批评性解读，以及阿伦特从奥古斯丁神学中挖掘真正的社群之爱的（失败）尝试，在格雷戈里看来， “在某种颠倒的或世俗性的奥古斯丁主义中，阿伦特的思想结构有助于阐明，以爱这个世界作为积极公民身份的核心德行的主题” （242页）。
格雷戈里的解读则主张，在奥古斯丁那里，爱是人类行动的根本动力，这使人们的一切行为、情感、意愿和思想都具有了道德性。 “身体重量就是它们的爱” （《上帝之城》11：28），奥古斯丁的爱不是一种干扰理性和政治清明的情感上的感觉，也不是精英阶层才有的理想德行，而是对人的所有知识和行为能动性的描述。人就是爱人者，这是一个人类学的事实，是人的本质。爱是不可消除的，爱把人们联系为大大小小的社群，从家庭到国家，爱作为意志的动力引导人们的理性和情感。在他那里，灵魂真正的问题不是像古希腊哲学要解决的，理性如何引导无序的激情和冲突的欲望的问题，因为没有爱，理性自身也缺乏真正的目标，而是走向爱的合宜秩序或失序的问题。格雷戈里认为，奥古斯丁的“爱上帝”不仅是灵魂的最终目标，更是调整自我与他人和社群关系的根本秩序，从而建立合宜的“爱的秩序” 。他用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等现代伦理学家的例子，描绘了以奥古斯丁之爱作为公民德行的图景中，情感、关爱的价值没有被贬低，却不使过度的同情干扰审慎和判断；照护需要被照护的邻人，却不贬低被照护者的尊严和自主性；相较于古代哲学家坚持女性天性低于男性而应当被限制在必然性的私人领域，奥古斯丁更为警惕“扭曲的爱的秩序”在家庭、社群中对他人的伤害、不义和罪恶。在格雷戈里看来， “爱”在奥古斯丁那里的地位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 ，学习正确地爱“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审慎” （355页）。
【主义|王寅丽评《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奥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义】通过将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阐释为一种公民德行，格雷戈里教授论证了本书的中心主题——“怀有爱的公民想象和具体化的世界，不同于放弃爱的‘正义’的公民想象和具体化世界” （434页），立足于奥古斯丁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论辩，以一种“厚的”、奥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义想象，代替仅仅由“薄的”、尊重或正义原则塑造的自由主义想象。不过这种糅合了神学观点、奥古斯丁文本解读和大量当代政治理论对话的写作，对读者来说仿佛闯入思想丛林，让人不由地希望作者分开来写，要么写一部对《上帝之城》的解读，要么讨论当代政治伦理。 2016年笔者邀请美国西雅图大学陈佐人教授来我校做思勉人文讲座，他讲的题目就是“美国学界奥古斯丁政治神学的复兴” 。这种既非政治学又非神学的写作方式，用陈佐人教授的话说，本身带有稀薄的奥古斯丁味道，即一种对尘世政治的神学反思，而非从宗教立场出发的政治建构。好在李晋和马丽夫妇的翻译十分清晰流畅，李晋是美国加尔文大学的哲学博士，马丽是专门研究宗教和性别问题的社会学家，他们的专业背景和出色表达，让中文读者能从政治学、基督教思想的不同角度从此书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