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王寅丽评《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奥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义霍尔德·尼布尔|主义|秩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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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奥古斯丁主义的民主公民伦理》， [美]埃里克·格雷戈里著，李晋、马丽译，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2022年3月出版， 506页， 78.00元
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和《人的本性与命运》中，对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进行神学反思以来，奥古斯丁就与西方政治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二战结束后的五十年间，自由民主政治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仿佛赢得了历史终结战场上的胜利，以至于尼布尔对自由主义迷思的批判被长久地遗忘：人本性的罪和骄傲，特别是人类集体醉心于进步论和完美主义的政治或文化建构，将一种特殊文化和一个特定时代的认识和目标当成了历史的最终和最后目标。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参与自治的、与社群紧密结合的民主公民身份，也越来越蜕变为冷漠、割裂、各自为政的个人身份。二战后社群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批判反思，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奥古斯丁主题的现代变形，比如麦金太尔对传统和德性的重视，查尔斯·泰勒对现代自我的道德地形学描画，以至于可以不夸张的说， “围绕着现代自由主义的各种辩论可以视为对奥古斯丁的一系列注脚” （第1页）。
在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埃里克·格雷戈里（Eric Gregory）的《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奥古斯丁主义的民主公民伦理》（ Politics and the Order of Love：An Augustinian Ethic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中，格雷戈里教授首先在书中归类了现代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和罗伯特·马库斯（Robert Markus）为代表的奥古斯丁式现实主义。根据尼布尔和马库斯对奥古斯丁的原罪教义和“两座城”的解读，在尘世之城这一边，人类本质的核心事实是罪，政府的目的不是消除罪，而是通过立法和审慎地使用武力来限制或改善罪的恶劣影响。在尼布尔看来，政治必须务实，而不是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的，试图直接从基督教的爱中建立一种社会伦理是危险的，在人类历史中实现乌托邦的企图乃是极权主义压迫的种子。自由民主是最佳的统治形式，因为它承认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有限制罪的消极功能，但在为之辩护时，我们要对人类的本性有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解，认识到不公正问题的根源比所有特定社会结构更为根本，它根源于人类自我及社群生活的内在倾向中。第二种类型将奥古斯丁主义与罗尔斯的程序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特别以保罗·魏特曼（Paul Weithman）和埃德蒙·圣图里（Edmund Santurri）为代表，这些思想家发现奥古斯丁主义和罗尔斯的共同之处在于， “在政治中体现全部真理的热忱和属于民主公民的公共理性是不相容的” 。魏特曼认为奥古斯丁神学支持政治合法性中的自由主义原则，支持一种对哲学和宗教保持中立态度的政治格局，特别是“那种限制理性和价值的原则，以用其证明行使公共权力的正当性” （114页）。圣图里认为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应该让公民倾向于“一种罗尔斯式的观点，即在政治层面或实用层面上，政治安排是自由、中立的，对这种观点的规范证成（normative justification）是从全面的善的观点以及某种形而上学的承诺中抽象出来的” （119页）。如果说前一种的现实主义警惕罪而强调对末世的盼望，第二种的罗尔斯自由主义则强调中立性的诉求，视正义为主要的公民美德。第三种类型是奥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义，近乎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主张，以蒂莫西·杰克逊（Timothy Jackson）和让·爱尔斯坦（Jean B. Elshtain）为代表。他们承认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软弱的、依赖性的，故而政治必须去神圣化，但爱依然应当是自由公民遵守的主要德行。就政治伦理而言，这一类型更关注友谊、团结、关怀的情感和一种更积极的公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