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专访｜诗人凌越：我享受诗歌带来的寂寥的美感( 四 ) |写作|艾米莉·勃朗特|崖丽娟

凌越：“先锋”“实验”“当代性”“超现实”这些术语多半是职业批评家喜欢使用的标签，这是典型的从“外部”谈论诗歌的方式，他们自然有权力这样做，既然他们没有能力从“内部”谈论诗歌问题。我以为出色的诗歌创作者一般不会太在意这些标签，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和保持语言的活力，当然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他们难免要使用一些新（或者是被遗忘已久而在此刻显得新颖）的创作方法——诸如增强戏剧性、叙事性，使用隐喻等等，这时候创作者会触及到你提到的这些术语，但是顺序不能颠倒，不能为“先锋”而“先锋” ，不能为“实验”而“实验” ，否则诗歌内在的有机机制一定会受到损害。
“超现实”是现代主义诗歌中很重要的诗学概念，也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诗歌技巧。有经验的写作者都知道，用“超级写实主义”的方式去描写“现实” ，未必能抓住现实的实质，而通过“灵视”（超现实）的视角，你反而有可能看到“真实”——一种对日常生活主观性地投射。
“当代性”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是强调诗要写当代的日常生活吗？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关于历史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套用这句话，一个当代诗人就算是写古代题材的诗歌，他的诗也必然就是当代诗。
崖丽娟：网络时代为诗歌发展带来机遇，比如诗歌写作方式和写作群体构成的变化，您怎么看“网络诗歌”现象和社交媒体时代的诗呢？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在大众传媒时代该怎么体现？
凌越：不管是什么时代，一个诗人写作时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简言之，就是如何用语言处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令语言生出异彩。网络时代可能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较为便捷的途径，在某些平台，诗人们也更方便交流切磋诗歌技艺上的问题了，如果他们交谈的兴趣不总是落在所谓“八卦”的陷阱里。
这种便利的交流会带来另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就是强化了诗人写作的同质性——写同样主题的诗，写同样的愤慨，用相近的技巧，体现相似的道德感，诸如此类，而同质性不正是诗人首先需要挣脱的枷锁吗？我自己在写诗的最初几年有兴趣和别的诗人交流，可能那时候写诗的自信心还在确立过程中。后来我对这种交流不再上心，我始终觉得写比说重要，说得再好也不能保证就能写好，那么还不如多花时间在写上面。此外，交流的目的很多时候是为了取得共识，我刚才说了这对写诗没什么好处。
我认为诗人不必浪费时间考虑传播的问题，诗人只要全力以赴写出优秀诗歌就好，诗歌一旦写出就有了自己的命运，它或者立刻广为人知，或者经历一段漫长的被遮蔽的阶段，然后慢慢为人所知。我喜欢后一种感觉，因为那更自然也更从容。我感觉我的诗歌就像是我的孩子，我喜欢和他有更多独处的机会，等他长大了，他自然会慢慢走到人群中，而我则会带着复杂的情绪目送他远去。诗歌到底不是一般的所谓商品，好的诗歌不需要“兜售” 。
诗歌和诗人的尊严也是很内在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作为诗人，写出好诗就是最高的道德。诗人的尊严只存在于美妙的诗句中，而不会在任何别的地方。
崖丽娟：能否聊一聊您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成长过程中，还记得是哪些人和事促使您喜欢诗歌吗？您为什么写诗？诗歌对您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凌越：前些年有一次整理诗稿，我突然发现了自己写了不少有关童年和故乡的诗，而在我早年的诗歌中，你根本找不到“童年”这个词。也就是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我的诗歌。总体而言，我有一个平静、平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现在回头看，也可以说那就是一个“幸福”的童年，作为某种源头性力量，它将“善”持续注入我的生活，对此我是到近些年才恍惚意识到。我是外婆带大的，我对她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我也会想起她的样子，她的表情，她说过的话，我在好几首诗中写到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