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专访｜诗人凌越：我享受诗歌带来的寂寥的美感 |写作|艾米莉·勃朗特|崖丽娟

凌越，诗人，评论家，译者。安徽铜陵人，现居广州。著有诗集《尘世之歌》《飘浮的地址》，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见证者之书》《汗淋淋走过这些词》，和梁嘉莹合作翻译美国诗人马斯特斯《匙河集》，《兰斯顿·休斯诗选》《赫列勃尼科夫诗选：迟来的旅行者》《荒野呼啸：艾米莉·勃朗特诗选》等。主编“俄耳甫斯诗译丛” 。在3月21日“世界诗歌日”到来之际，我们对诗人凌越进行了访谈。访谈人崖丽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研室主任、《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兼事诗歌批评。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并有诗歌获奖。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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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凌越
崖丽娟：您被誉为当代中国非常注重诗歌戏剧性的诗人之一。作家的语言选择是为了风格和叙述的需要，您在写作上追求词语的“颤栗”效果，诗人的责任是语言吗？诗人怎样建立自己的语言系统？语言是技巧的一部分吗？
凌越：每个诗人都有自己惯常的写作路径、写作策略，戏剧性面具是我多年来写作诗歌的常用手段之一，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会认为我是当代中国注重诗歌戏剧性的诗人。从中国诗歌传统看，戏剧性诗歌一直是比较匮乏的，这当然和中国戏剧传统的羸弱有关，作为以某种“创新”为己任的写作者，有意识地给抒情诗歌加入戏剧性因素，其目的从大的方面说也是为了给汉语诗歌增添某种新的视角或者说新的养分，而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使用戏剧性面具，可以有效解放我的想象力，使我的诗可以便利地触及更广泛的题材，从而获得更开阔的视野，不用说，这些都是我乐于看到的。
另一方面，写作中所有的路径、策略、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到诗的语言层面，也就是说它们是否激发了语言的活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它们就是无效的路径和策略。因此，我想我可以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了——诗人的责任首先在于能否给本民族语言带来活力，换言之，诗人的大敌永远是陈词滥调，诗人的想象力、道德感，只有在语言创新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至于语言系统，每个诗人有意无意总会有一个自己的常用词汇表，这个词汇表会赤裸裸地显露每个诗人心之所系。
语言不是技巧的一部分，准确地说语言的活力是所有所谓技巧想要获得的东西，尽管在过程中，它经常会感觉力有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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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丽娟：2021年7月24日您作为“诗歌来到美术馆”嘉宾来到上海与读者见面，在分享会上您谈到“诗人最本质最正当的工作就是赞美” ，请问这是您的诗观吗？诗人有使命吗？如果有，诗人的使命是什么呢？
凌越：我在分享会上提到“诗人最本质的最正当的工作就是赞美” ，和诗歌本身的颂歌传统有关，另一方面无论什么风格的诗歌，在状态好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语言欢乐的本质也在支撑着这个观点。
如果说诗人有使命的话，在最低的限度上是写好每一行诗，最高的意义上则是——刚才讲过——增添本民族语言的活力，使它免于因陈词堆积而腐烂的命运，这几乎可以说是一项庄严的责任了。
崖丽娟：对于当代诗的发展阶段有人做了这样的归纳：从1980年代的情绪抒发，到1990年代加大叙事性，再到当下注重理性。您也认为自己较早时期的写作《隐逸之地》是一种传统的抒情诗写作，到了组诗《虚妄的传记》才开始直接处理城市题材，加入现代元素，在手法上也增加了讽刺和反讽的技术。这种改变是基于何总考虑？您更喜欢哪种抒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