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文化差异就像镜子想进步就需要照照( 二 ) 论语|教育部|文化|传统|目录学

“大家小书”有个倾向，阅读对象越低端越跨界，书的销量越好，如费孝通先生的《乡村中国》这样文史哲诸学科都避不开的必读书目。但像《训诂简论》《敦煌学概论》，作者是大家，关心的人相对较少，可对于“大家小书”来说，高立志认为它们也是必需的。
做有传承、能传承的“大家小书” ，除了强调“大家”概念，高立志还强调要界定清楚“民科”和真专家， “对于传统文化和优秀的西方文化，都应该采取严谨的态度对待。 ”而这个严谨的态度，在高立志心目中，就是版本选择和阅读门槛。 “我不讳言，很多‘大家小书’虽然立足普及，但都存在阅读门槛。我觉得读书不愿意克服困难，谈不上传统文化弘扬。 ”对于读一本《左传故事选》就可以谈《左传》，读一本《论语选译》就可以对孔子思想发表高论的现象，在高立志看来非常荒诞，所以他认为急需普及版本学知识。
高立志常逛公园和旧书店。有一次在公园里看到一个盗版书摊，一位老太太正问摊主有没有《论语》。摊主拿一本很大很厚的《论语全集》递过去。老太太看半天说：“原来《论语》长这个样子？”摊主回答：“只有一本《论语》，没有别的《论语》。 ”于是老太太买下了，嘴里说是给孙子买的。
这样误人子弟的事，高立志评价为“入门不正很害人” 。 “古书这一块，特别是诗歌，真的是版本重灾区。 ”这是高立志长期以来的感受，所以他到北京出版社后，立刻把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放进了“大家小书” 。选书，懂一点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看看作者、整理者、译者、出版社，甚至责任编辑，非常必要。如果还是不好辨别，可以看作者简介， “假如作者是做管理学的，他从管理角度切入解读《老子》，而这个读者也是搞管理的，买它就很对路；而如果你想了解的是基本文献或者思想史，那显然买它就不合适。 ”
做书，反感“速成品”
做书之前，高立志是个媒体人。在江苏《无锡日报》的新闻版面耕耘时，他却总想做些能留存更久的东西。 “感觉书比报纸要长久一些，我就在2003年转入了出版行业。 ”出版和媒体在他看来是相通的，出版编辑的技术手段和理念与新闻编辑一般无二。
高立志曾经非常关注畅销书，发现超级畅销书的背后一定有某种社会思潮，就像新闻由头一样。而出版界是一个奇特的场域，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有好点子未必能赚钱。 “一本书最终落在谁的手里，在谁的手里出，形态完全不一样，书有书的命运。但还有句话：栽树的不如采蘑菇的。图书最终是否送到需要的人手里，也就是说销量如何，真不敢说，最富创意的产品往往不如跟风产品挣钱。 ”
见过太多“死”在畅销书路上的书商，高立志明白真正应该追求的是长销。在出版行业中，带流量的作者具有绝对优势，出版社也需要一定的品牌和流量。据高立志所知，很多大名头的书出版社是亏损着出。而很多时候，一本优质书的产生，编辑力量不弱于作者，这是一种综合性工作。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的一句话高立志很认同：作者写他们能写的，编辑编我们能编的。按理论说，作者是智力生产者，出版人只是传播者，但突出作品的某一方面，以使其适合市场，体现的则是编者智慧。对于出版编辑的真正成就感，高立志总结有三：引领业界某一倾向；发现重要作者；做别人做不出来的书。
高立志内心很反感做速成品，觉得“三分钟读懂世界史”之类的书荒唐至极，他吐槽：“三分钟读懂世界史，还要那么多历史学家干吗？”有一段时间坊间纷争图文书，接着绘本大热，高立志当初就觉得不是正途。他认为图像和文字带给人的想象力当然是不一样的，而某种意义上的具象化限制想象，可一个人无论想在哪方面有所发展，想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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