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长篇小说的“逆袭”( 二 ) |江南|文学|小说_文化|作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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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题材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新时代的今天似可归为一种特殊类型。急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生活让人们目不暇接，与传统的断裂意味越来越强烈，曾经被视为现实题材的东西越来越表现出历史的性质。有些作家越来越倾向于将现实与历史结合，将当下的潮流与前人的遗产结合起来，以过去推演现在，对当下追根溯源。近年来，江苏长篇历史叙述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代史”意识凸显，主体性冲动强劲。而当代史意识凸显与作家审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与人性探索意识的加强分不开。苏童《黄雀记》在叙事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设计，以三位主人公不同时期的心理视角形成互文性的立体式结构。在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展示中，延续了20多年的青春故事与转型时期的文化迷乱、个体惶惑紧密结合。所谓“黄雀记” ，暗示了小说的特殊结构用意在于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解套手法，一层层地剥落外壳，展露故事背后的故事，揭示真相背后的真相，给人以灵魂的震撼和启示。王尧的《民谣》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名叫王厚平的少年在家乡江南大队的生活片段。匠心独运的追忆式叙述、带有鲜明的“小说革命”锋芒的文体创新，使貌似简单的小说故事容纳了极为厚重的生活容量和让人挖掘不尽的审美意蕴。此外，李新勇的《风乐桃花》，独到地表现了当代史上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系统解体的长期过程。李凤群的《大风》则以60余年的家族史与人物命运的沉浮为主线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当代史叙述，透射出“当代史诗”的气象。姜耕玉的《风吹过来》通过追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令人震撼地写出一代人的心灵史。修白的《金川河》所述个人成长的悲剧来自亲情、恐惧与憎恨的奇特纠结。另如杨鹤高的长篇小说《下放户的女儿》，于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纠葛之中，既体现为一段独特而完整的成长史，又透射着弘扬人性价值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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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作家对于当下生活表现出相当突出的叙述热情和探索精神，充分展现出文学苏军锐意进取的责任感和强大的审美创造力。继《黑白》之后，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以更为尖锐的挑战生活与自我的自觉意识，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人道与棋道的暗合，使小说所叙的那场富有象征意义的搏杀染上浓厚的悲剧色彩。几年之后，储福金又苦心孤诣地推出《念头》。小说主人公经由一番复杂的心路历程，人的物质存在和人的社会性价值被压缩至最低限度，而一种自我定义的人生，一种自我实现的人性价值，一种道德生活的纯粹性，被建构起来。范小青的《桂香街》堪称当代中国“第一部社区文学” 。小说独到地打开日常生活化的审美空间，通过琐细的矛盾纠葛和情节冲突，有力地显示出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是了解人心、深入人心、改变人心。如果说《桂香街》是以回归日常生活的方式打开通往审美世界的广阔通道，那么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则是在挑战汉语想象力的相反方向上，勇闯出一条小说表达的新路径。在小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纠缠之中，在三个维度的故事环环相套的非线性逻辑链中，读者不能不由这些新的路径产生对人与生活本身更深层面的思索。当代生活迅速变幻，都市乱象令人目不暇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的人生情态与内在肌理，对于长篇小说作家来说是最富挑战性的课题。鲁敏的《奔月》在把握当下时代的生活与人性现状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思想驾驭能力和超常的美学才华。在我看来，它追问的不是带有身份意味的“我是谁” ，而是致力于解决更具哲学本质意义的“我是什么”的问题。鲁敏的小说在许多层面上与传统保持很大的距离，她的几乎每一部每一篇小说都会有一种新的东西带给大家。姜琍敏的长篇新作《心劫》是情感婚恋题材不可多得的重大收获，小说在真情与扭曲、荒诞与救赎的交织中充满人性挖掘的坚硬力度。得力于读者的热情与推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使“人民”的主题凸显为长篇审美的重中之重。小说虽然没有着力采用现代性的表现手法，但其对官场、社会个体精神心理层面以及人性人情的刻画入木三分，人物形象复杂饱满又个性十足。江苏长篇小说在底层叙事与社会问题小说方面也有着显著的收获。王大进以底层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眺望》是重要代表。应该说，从走出《欲望之路》到写出《眺望》，经过近20年的观察思考和审美历练，王大进对于人性与土地、社会与文学的关系都有了极深刻的认识变化，敏感而理性的强大审美张力灌注于《眺望》的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