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听她说｜女性的“欢喜”为何总被污名化？ |小说_文化|上野千鹤子|厌女

“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恰恰就是迎合男性的思想，欣然且虚荣地将自己看作一个被追求的猎物，一样被渴求的物件，一份需要保卫的财产。 ”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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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 [意]达恰·玛拉依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余婷婷译， 2021
《欢喜》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更像一部披着小说外皮的哲理散文。该书从主人公“我”六岁时在日本京都的经历讲起：“我”被父亲误会用墨水弄脏他的书，失去母亲的信任后，产生离家出走的想法， “我”以这种未能实现的念头反抗了“不公” 。 “公平”遂成为整本书展开思辨性探讨的起点，并延伸到正义、是非、道德等议题。然后“我”回忆起胎死腹中的儿子，想起丈夫为此离开“我” ，与情人移居美国的往事。 “我”开始神游，在神话、宗教、典籍里找寻那些污名化女性的情节和言论。 “我”成为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为女性的权益发声和行动。以上这些都源自达恰·玛拉依妮年轻时的真实经历。难怪她会这样说， “这不是小说，而是一部自传，源于我在怀孕七个月时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记忆。 ”
那个时候，达恰·玛拉依妮年轻，全身心热爱文学、戏剧和艺术，梦想成为作家。她嫁给了一位画家，短暂幸福的婚姻结出果实——孕育一个男孩。达恰·玛拉依妮因此卧床数月，阅读大量书籍，并和腹中的孩子对话，向他讲述读过的书、恐惧和梦想，同时作为女权主义者为女性权益做过的斗争。后来很不幸，孩子没出生就死了，达恰·玛拉依妮陷入痛苦和抑郁。当这段往事再次回到达恰·玛拉依妮的记忆，已是数十年之后，她开始着手研究它，并将其写成了书。《欢喜》介于想象和非虚构之间，虽然有着小说的架构，讲述的却是真实发生的事。书中提到的名古屋集中营是达恰·玛拉依妮与家人二战时期在日本旅居时受到关押的地方，因为作为人类学家的父亲有着自由主义思想，达恰·玛拉依妮一家被关在法西斯集中营长达3年，遭受非人待遇。这让作家对法西斯主义嫉恶如仇，在她的作品中多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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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恰·玛拉依妮
【欢喜|听她说｜女性的“欢喜”为何总被污名化？】《欢喜》最重要的情节是七个月大的孩子胎死腹中（然后被取名为“失去”），为了缓解痛苦， “我”幻想孩子仍在肚中，并逐渐长大。 “我”养成了与孩子对话的习惯，与他一同“探讨诱奸、恋童、荡妇羞辱、性别对立，以及男性先哲世界中女性价值的丧失。 ”“我”与死去儿子的对话，实则更多是“我”向“失去”倾诉，唯有等到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两人偶然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意大利女采访人员奥丽亚娜?法拉奇曾写下《写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这个书名拿来用作《欢喜》的副标题非常合适。同时，以对话形式阐述观念、表达思想的手法会让我们想到法国启蒙主义时期的哲学小说，譬如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可以说，达恰·玛拉依妮假借那个死去的孩子阐述着自己的女权观点。 “对女人的厌恶为什么会变成一种不易察觉的毒药，甚至连最高贵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它。 ”这种厌女癖更体现了一种真实且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 ”达恰·玛拉依妮反思的正是“厌女癖”这种“真实存在且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