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听她说｜女性的“欢喜”为何总被污名化？( 二 ) |小说_文化|上野千鹤子|厌女

不过有些让人奇怪，一部通篇以言谈形式控诉父权制压制女性自由的书，却没有真正的男性角色。 “我”的交流对象之一是死于腹中的儿子“失去” ，我想象他在经过青春期的叛逆后变成一个男人， “失去”实际上不算真正的男性角色，他是一个假想的倾诉对象。 “我”的另一位交流对象则是高中同桌、闺蜜西尔瓦娜，她在经历破碎的婚姻后在“我”影响下开始接触女权主义思想。书中倒不是真的没有出现过男性角色，像“我”的祖父和父亲，身为画家的前夫都有露面，但只是提及， “我”从未与他们进行过实质性对话。一本深刻反省女性压迫处境的书，让男性公然缺席，不会让人感到反常吗？如果作者真的有意揭露父权制的本质，那么至少也应该让作为“被告”的男性登场阐释他们的观点吧？但没有，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达恰·玛拉依妮消隐了男性的声音，似乎认定仅从女性视角出发批判男权世界就可以了，即便她说的都是事实和真相。
我们能由此得出结论——达恰·玛拉依妮如此处理的缘由，是想从更深的层次揭示女性控诉男性的动机实际上循环在一种内部的自我交流中。她或许清楚，如果让男性与女性像在辩论台上那般就各自的观点争辩，铁定无法达成和解，两方只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表达各自的想法罢了。这显示出达恰·玛拉依妮潜意识深处一种悲观的认识，也指出了大多数女性面临的现实困境：身体力行地反抗父权制并没有那么容易。这能解释为何“我”只能与死去的儿子和闺蜜对话，只有面对她们才能义正严词地表达出那些深刻的女权思想。尤其在与儿子“失去”对话时， “我”处在绝对强势、输出观点的一方，滔滔不绝、引经据典谈论女性的“污名化” ，如同战斗檄文般连珠炮式从“我”嘴里迸发而出，充满了攻击性。这是一位“爱说教”的女性，她只能如此才能在男孩幼小的心灵中灌输正确的女权思想，正如书中人物所说， “我坚持想进入我儿子顽固的脑袋里，让他明白历史是如何塑造了这两种如此不同、永远对立的生物，仿佛他们是敌对双方，可实际上并不是。 ”这或许是糟糕的现实环境中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举动。
达恰·玛拉依妮取得了成效，虽然仍是在想象中。她观察着“失去”的成长过程，进一步明白了男性的“厌女”情节是如何形成的。 “失去”逃离了保护他的母亲和家庭，加入了由叛逆的青少年团伙组成的男性世界（“由数代人一起合理构筑的世界”）。为了寻求认可，他开始模仿其他男孩的行为举止，其结果是学会了像对待物品那般对女性进行贬损和侮辱。达恰·玛拉依妮在此想要表达的观点与日本著名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如出一辙。上野千鹤子认为，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途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 “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 ‘欲望乃他者之欲’ ，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 ”她还有一个更加精辟的论断：性歧视是通过将女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男人同化的行为，而这正是“厌女”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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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恰·玛拉依妮与莫拉维亚，两人曾在一起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