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窦兆锐：“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二 ) |建构|日本|中华

山鹿素行所谓“圣学”的显著特征就是，否定朱熹建立的道统谱系，直接建立起从伏羲神农到自身的道统谱系。他在《圣教要录》中说道：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十圣人，其德其知施天下，而万世被其泽，及周衰天生仲尼，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没而圣人之统殆尽，曾子子思孟子亦不可企望。汉唐之间，有欲当其任之徒，又于曾子子思孟子不可同口而谈之。及宋周程张邵相续而起，圣人之学，至此大变，学者阳儒阴异端也，道统之传，至宋竟泯没，况陆王之徒不足算，唯朱元晦大功圣经，然不得超出余流。
在剥夺了从曾子到朱熹的道统资格后，山鹿素行进而借其弟子之口自封圣人道统的唯一真传：“圣人杳远，微言渐隐。汉唐宋明之学者诬世累惑，中华既然，况本朝乎？先生勃兴二千载之后，垂迹于本朝，崇周公孔子之道，初学圣学之纲领。 ”道统在中华泯没，却在“本朝”——日本得到接续，这不仅意味着道统的东传，也可以根据“圣人之道=中华”的等式关系，认定中华的正统地位也当由日本继承。而且根据山鹿素行对宋明诸儒皆为“阳儒阴异端（佛教）”的批判，亦可以说，中华之文脉已被夷狄之学所占据。山鹿素行对朱子学的攻击，触怒了幕府当局，从而被发配赤穗。但在流配的十年间，山鹿素行不仅仍坚持己说，更是将圣人之道视为日本自神代以来的固有传统：“神武帝建洪基，绥靖帝至孝，崇神帝日慎一日，垂仁帝无所矫饰，景行帝雄谋，成务帝兢惕，皆是从乾灵之正德，绎大神之明教……是乃中州神圣之学原，著明于往古，而万世足以法之也。 ”不过，此时他所谓圣人早已不是中华列圣，而是日本的“神皇序列” ，至于“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过是与“中州往古之神圣其揆一也”的“外朝大圣” 。至此，山鹿素行由中华道统的东传实现了日本道统的自立，进而实现了中华名号由中国到日本的转移。为了强调日本的中华地位，此后他一概以“外朝”指称中国，而“中朝”“中州”“中国”的名号为日本独享。
在道统论的框架之下，山鹿素行建立起一套以中庸思想为基础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他认为，中华与夷狄的根本差异在于构成中华之人的阴阳五行之气符合“中庸之道” ，从而使中华之人具备认知“中庸之道”的“性心知识” ，因而可以节制情欲以成圣人礼教：“人禀二五之中，身生中国，其情欲虽过溢，其知识足随圣教，其齐禀能通中和。故圣人出、明教行，人人自安其俗。 ”与之相对，构成夷狄的五行之气“偏而不均” ，使得夷狄只知饮食情欲，无法体认“中庸之道” ，不过是比禽兽略高一等的存在：“华者中国本朝中华之地也，夷者四方之戎狄也。同是人而有中华夷狄之别者，因天地之气相偏而不均，其人（即夷狄之人——引者注）不知天地之常经，不纠人伦之纲纪，唯专饮食情欲衣暖而已，其本如豺狼，是以号之夷狄，禽兽之一等上也。 ”礼是“中庸之道”的外在形式，是节制人之情欲的制度规范，即“凡直情径行者，戎狄之所致也。情欲既溢，不耻不顾，利己好捷径而不及他者，皆礼之不行也，圣人之教，以礼以义，是所以令他异禽兽戎狄也” 。因此，是否以礼治国便成为区别中华与夷狄、人类与禽兽的核心标尺——“人之为人，本朝之为中华，由此礼也。夷狄亦人而其国亦治，禽兽亦物，而其群亦类，然所以为其夷狄也，为其禽兽也，不由礼而行也。人而无礼，则不异于禽兽，中华而无礼，则不异于夷狄”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研究成果大多将山鹿素行的礼治主义视为一种“文化优越论” 。中国的“中华思想”确实偏重于文化因素，但山鹿素行对礼治的强调，则将重点延伸至国家治理。如“以力服他，不服便斗争，毙而止，是禽兽戎狄之道也”；“犹以力争，欲利国利家利身，上下交征，弑君无父，不夺不厌，其势同夷狄，其极如禽兽相食。圣人设教节其情欲……如此乃家齐国治天下平也” 。所以，他的礼治主义华夷观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论，他将华夷区别的核心标识由“礼教”导向“礼治” ，最终定格在国家秩序的治乱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