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千年宝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和其故事( 五 ) 收藏|美术馆|绘画|苦铁|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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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帝室博物馆复兴翼赞会醵金者芳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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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帝室博物馆文物疏散(1945年，京都桑田郡弓削村)
战败后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 ，帝室博物馆改称为国立博物馆，由宫内省转为文部省管辖。这意味着，博物馆事业并非为了国家服务，而成为民主国家教育的机构，收藏品也并非天皇家的财产，而成为属于全世界艺术爱好者的共同财产。在这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复兴本馆建立之后，博物馆开始录用大学相关学科(如开创于1914年的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讲座)毕业的研究员。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中国或赴中国调查的学员，如西川宁(中国书法史， 1902— 1989)、杉村勇造(中国美术史， 1900—1978)、小山富士夫(中国陶瓷史， 1900—1975)等人陆续归国，进入东博工作，奠基了东博战后中国学的坚固基础。比他们年少一代的年轻学者是面临全国学生征兵的世代，如铃木敬(中国绘画史， 1920—2007) ，在大学念了两年书之后于1944年被征兵，赴华南地区服兵役后， 1946年复员后归乡耕田， 1949年才被国立博物馆雇用，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日本军国帝国主义阻碍了国内人文学科的发展， 20世纪30至40年代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变少。战后在昭和三十九年(1964) ，法隆寺宝物馆开设，昭和四十三年(1968)开设由谷口吉郎(1904—1979)设计的“东洋美术”主题馆“东洋馆” ，这给年轻学者提供了研究亚洲美术的新的契机和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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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禹之鼎《城南雅集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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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行书槐安
虽然欧美有东洋美术馆，在亚洲却没有过，这座亚洲首次创办的东洋美术馆可谓意义重大，东洋馆面临着亚洲人如何展示自己文化的新挑战。在此之前，在日本并不区分中国绘画和日本绘画的研究领域，日本水墨画的研究员兼任中国绘画的研究，不过东洋馆开设之后，如海老根聪郎(中国绘画史)、角井博(中国书法史)、西冈康宏 (中国工艺史)、凑信幸(中国绘画史)等战后受到新教育的研究员，得到了中国美术的专门职位，开始在新设的部门奋斗。与此同时，为了东洋馆的中国书画主题展厅，他们开始集中收集中国艺术品。除了上述市河米庵旧藏品之外，当时馆藏的中国书画寥寥可数，大约只有一百七十件而已。不过非常庆幸的是，在开馆之前的1965年，高岛菊次郎先生长年收集的中国书画、金石拓本类277件，后来遵其遗嘱将其中的68件捐赠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作为实业家的高岛先生，其收藏理念和方向与新渡品的收藏是一致的，他还留有手记，详细记录了作品收集的经过和评价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收藏的各种研究和感慨。其中，吴炳本《定武兰亭序》、赵孟??《兰亭十三跋》等宋拓的质量极高，颇负盛名;禹之鼎《城南雅集图卷》描绘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 ，陈廷敬在城南山庄雅集五位友人的情景，是廉泉(1863—1932)赴日时所带来的作品之一。吴昌硕行书《槐安》轴是经由板东贯山(1887— 1966)的介绍，吴昌硕为高岛先生题号的作品，可谓中日翰墨交流之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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