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举万物之形书大道之至( 二 ) 毛笔|历史|中国|唐代|战国|古笔

笔者写《古笔》一书主要着力于溯源，故较少涉及唐代以后的毛笔。如果说唐以前的毛笔是“源” ，以后的是“流” ，那么汉以后及唐代的毛笔就是绾结源流的中间环节。汉以后至唐以前的毛笔，亦略有出土。东晋时期的有甘肃武威旱滩坡前凉墓笔、新疆阿斯塔那墓画笔，以及江苏江宁砖室墓出土的束帛笔头；唐代的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杆笔和苇杆笔。虽然这段时间内出土的毛笔实物不是很多，但制作特征与前后的差异却十分明显，有的笔毛中间缠绕着丝帛、有的笔杆前粗后细，最明显的是笔毛和笔杆的直径加粗。这些特征可以视为中国毛笔制作技艺上的丕变与革新，同时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研究古代毛笔不外文献和实物两个途径，它们彼此生发互释，让我们对毛笔历史的了解更为深入。通过考古实物的不断发现，尝试构建早期毛笔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目前已接近可能。笔者在《古笔》中卷特辟“图说” ，正表达了这一意图。
笔诞书法
尽管中国古代不乏“铅笔”“竹笔”“木笔”之类的制作，但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术制作体系。在通常情况下，毛笔要与其他的纸、墨、砚配合起来使用，构成所谓的“文房四宝” 。托名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中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 ”但在实际的书写实践中，毛笔的作用是首要的。先秦时期，书写尚处于“简帛时代” ，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前引《礼记·曲礼上》所说的“史载笔，士载言” ，唐人孔颖达就解释说：“不言简牍而云笔者，笔是书之主，则余载可知。 ”
灿烂辉煌的中国书法艺术，无疑是毛笔的创造，以至有“书之佳不佳，笔居其半”的说法(杨宾《大瓢偶笔》) 。笔的形制，尤其能影响书法艺术的发展。
战国竹简一般都在0.5厘米左右，那么书写这种载体的毛笔就相应要尖细一些，从实物上看也确实如此。秦汉的竹简开始变宽，普遍在1.0至2.0厘米左右，汉代的毛笔，除了个别特殊的制作，确实要比战国笔要粗些。魏晋时期，由于纸张开始普及， “大笔”也随之普及。如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前凉(相当于东晋)文物里的松木杆笔，锋长4.9厘米，上端杆径2厘米。再如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东晋砖室墓出土的“束帛笔头” ，锋长约3.8厘米，径1.4厘米。此类“大管丰毛”的毛笔图像，在唐宋绘画中也经常能见到，与战国秦汉普遍细长的笔杆形成鲜明的对比。
毛笔的粗细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书法创作形式和风格的变化，促进了书法艺术性的发展。这也是今后书法研究中可深入持续探讨下去的一个议题。
笔有其意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鲜明特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已然将“道”与“器”分出了高下。三国“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说“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中论·治学》) 。
毛笔研究在学术层级上自属“器”的范畴，是“物名” ，而不是“大义”之“道” ，或说是基础性研究。但笔者认为，有些看似高明的书法研究者喜谈“书法之道”“笔墨之道” ，或是“笔墨”与某种“文化”的关系等宏大议题。但由于对笔的基础性研究并不重视，往往会有错讹。
例如有一类观念，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毛笔这样的书写工具，是和儒家“尚柔”的意识有关。那笔者不禁要问，儒家学派的老祖是孔子，孔子在没有创造儒家文化之前，中国人难道用的不是毛笔？何况孔子生前并不得志，甚至自谦“若丧家之犬” ，他的学说其实要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如此，是否还要到汉代才有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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