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包筠雅谈功过格与道德的量化( 二 ) 社会|袁黄|观念|道德|量化|中国

另一方面，袁黄的家庭背景很不寻常，他可以说是精英阶层的外来者（outsider）。他的祖上曾经因为反对朱棣篡位而被禁止参加科举长达三代。到了袁黄这一辈，他是第一位有资格参加科举的子孙，他身上有相当的压力，这也是他不同寻常的一方面。
您的书中勾勒出了明清之际功过格观念的变化，它从一种带有“立命”色彩、挑战等级制度的思想萌芽，转变成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指南，您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包筠雅：转变的原因就在于这本书的标题——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袁黄所在的江南地区，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区，有很多非精英阶层的人，善于把握社会机遇，变得富有，跻身上层社会，社会充满商机和流动性，这样的社会环境，很适合袁黄“立命”的观念。但同时，十七世纪早期也存在着很明显的社会紧张。佃农抗租的情况频频发生，最终还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因此这也是一个充满骚乱的社会。明亡清兴，这种变化对士大夫阶层来说是一种惨痛的转变，似乎也是一种启示，证明他们没有恪尽职守，使社会安稳有序。因此在清代早期的士大夫之间有一种反思的情绪，反思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何汉人王朝会被满人取代。《桃花扇》就凝聚了这种反思，还有顾炎武。反思的一个结果是认为这是由于激进的阳明学派文人拒绝履行自己治理百姓的职责。因此清代初年对这种新的思潮有一种反动，否认晚明阳明学派对儒学的诠释，而回归一种更传统、更保守的儒家哲学当中。社会秩序和礼仪再度得到强化。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流动性是不被鼓励的。社会应当回归正轨，就要求人们应当恪守本分。所以功过格从强调“立命” ，即决定自己的命运，转向了劝说安分守己，维系等级制度，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我认为是明清更迭之际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剧变，导致了功过格社会功能的变化。
另外，功过格还有一种转变，袁黄声称积善可以带来现世的报偿，而清初的功过格许诺的报偿是超越此世，体现在后代身上。这种来世报偿的观念有点像是恢复到了十二世纪初功过格刚形成的时候。人们积善不是为了此世的世俗报偿，而是为了子孙能够获得福报。这并不是说袁黄否认积善可以福泽子孙，他只是更强调此世的报偿。
功过格的起源和它的超自然福报观念有宗教信仰的背景，而在明清时期功过格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指南，从这个意义上，您能否谈谈传统社会中世俗权威对宗教的改造？
包筠雅：整个功过格体系的基础是对超自然报偿（supernatural retribution）的信仰。袁黄在《立命篇》中的表达反映出他的确相信。清代早期的功过格，鼓励社会稳定的前提也是这种超自然报偿的观念。不过清代许多士大夫并不相信，只是觉得它有用。清代的功过格序言中，一些作者会说我并不相信，但我认为功过格的信仰观念可以促使一般人遵守秩序，安分守己，这很有用。
功过格的普及主要是文人阶层的推动，政府或许会不时给予支持，但据我所知并没有有意推广。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过《大诰》等书，这些书虽然不是功过格，但带有一种广义的劝善教化作用，并且许诺如果遵从书中的规定，将会有某种回报，因此或许可以说政府也有一些推动善书普及的作用。顺治年间皇帝曾谕令刊刻《太上感应篇》颁赐群臣。清代一个版本的《太上感应篇》也包含一篇告诉地方官员如何教导百姓的文字，所以地方官可能用过这些文本来教化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