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包筠雅谈功过格与道德的量化( 三 ) 社会|袁黄|观念|道德|量化|中国

我没有看到过关于政府审查或销毁功过格的记录。当然有不少批评功过格的人，但功过格并不是带有造反性质的文本。尽管袁黄鼓励利用功过格跻身社会上层，但功过格本质还是劝人向善，追求世俗的回报。清政府进行的是另一类的审查，审查的是那些有政治威胁或者不道德的文本。而对书籍质量的审查，主要针对的是举业书。不过虽然我没有见到过，不表示政府审查功过格的情况从未出现过。希望扑灭迷信的反而更多是现代政府。我还见过一种1920年代的功过格，指导使用者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可见功过格这种形式在不同时代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功过格在明清士人之间很流行，它的实际道德教化效果如何？
包筠雅：有关功过格阅读情况的证据是零散，甚至是主观的。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反馈，不少人记得自己在上海或者新加坡的祖母曾经有一本功过格。书里还有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满铁调查部在华北调查时发现，穷苦的华北农民家里几乎没有任何书，如果有的话，就是这种廉价的功过格。我也在日本的图书馆里见过有使用痕迹的功过格，有人在功过格中记下一些自己积功的数字。出版功过格也被当作一种功，不过出版的数量不能当作被阅读的数量。这些都是软证据（soft evidence），证明功过格的确被广泛地阅读、使用过。
但是这也引起一个有趣的问题，功过格是如何被使用的？功过格排版的方式不大相同，我见过一些是按照月份来排列的，每一天都对应的“功”栏和“过”栏，月末有一个合计。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排版，使用者只需要填写基本的数值。我还见过一些功过格排版是网格状的。还有些功过格没有表格，只有文本，使用者必须自己记录。但人们写下的是数字，而非自己做了什么。
这就引起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人们很容易利用功过格做博弈（gaming），去做很多微小的善事，以功过格的标准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来抵消自己的大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缅甸岁月》中就有这样一个角色，他相信超自然报偿，因此不断地向寺庙捐钱，认为只要自己捐够了钱，就能消除自己做过的恶事。
所以很难衡量功过格对人的道德境界有何影响，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 1706-1790）虽然没有发明过类似功过格的东西，但他的确说过，人应该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记录下来，成为一本约束自己的册子。尽管功过格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却能够看到这种道德自我约束的生命力，不仅限于传统中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些中国研究的主流范式和经典论争，如何影响了您？
包筠雅：我在书中并没有刻意去回应这些问题，但这些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们充斥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之中。我在研究生期间的同学们都有兴趣思考如何推翻“停滞论” ，因此我的研究主题也是想要反映变革而非停滞。功过格这类善书也的确存在重大的变化，它们看上去或许雷同，但是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关于明清时期中国是否存在过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辩论，在当时也非常有影响。这并不是因为最后讨论出了是或者否的结论。这个辩论的前提条件是很值得怀疑的，亦即中国必须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晚明社会的经济推力未必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出色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此前并没有被好好研究，因此这一系列辩论极大推动了经济史领域，尽管我并非经济史学者，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探讨社会发生的变革，这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