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包筠雅谈功过格与道德的量化( 四 ) 社会|袁黄|观念|道德|量化|中国

我也很受本科时候的老师柯文的影响。他强调研究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国自身出发，而不是以西方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中国。史华慈教授是我在哈佛时的导师，他是一位才华过人的思想史家，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课。在当时美国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做法是将中国的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进行类比，看看某位中国思想家最类似哪位西方思想家。因此有文章将王阳明和海德格尔相比，或者与哈贝马斯相比。而史华慈教授没有这么做，他正是那种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
日本学者的研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的博士论文基本上是在日本完成的。在东京大学，我跟随酒井忠夫先生进行研究。东京大学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有很深的传统，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包括传统中国土地租佃关系、晚明佃农抗租运动等等。尽管功过格和租佃关系的联系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当你对产生文本的社会环境（context）了解更多，比如写书的时候大概发生过什么事情，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它。频发的奴变使很多精英阶层的文人担忧，他们担心社会秩序崩溃，这也影响到了他们如何看待和使用功过格。
酒井忠夫先生也在寻找材料方面给予我巨大的帮助。在那个年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到中国做有关中国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功过格这种围绕着超自然功报信仰的善书研究，涉及“封建迷信” ，更加不妥。还好有很多明清功过格收藏在日本，因此我得以在日本接触到许多珍贵的史料。日本的藏书有些是日本殖民过程中从中国收集的，这很令人遗憾。在这本书（《功过格》）出版之后涌现了大量有关功过格的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中还收藏着大量功过格，数量一定比我在书中研究的要多得多。不过日本学者提问的角度和中国学者有所不同，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有时候未必是中国学者有兴趣的，因此某种程度上，日本的藏本对中国图书馆的藏本是一种补充。
所以，我求学的时代，周围环绕着如何研究中国的充满活力的新观念，而我在东京大学又学到了如何去做严谨、细致的研究，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从本书的结论和您此后研究兴趣的转变都可以看到1980年代新文化史和欧洲书籍史对您的影响，您此后也更多地关注书籍史和印刷文化相关的问题，您可否谈谈研究兴趣向书籍史的转变？
包筠雅：有两件事推动我从研究功过格转向研究书籍的社会史。其中一个推力是我认为这本书做得不好的地方。在全书的最后，我谈到了一点功过格的出版、流传和阅读，我发现自己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而且不是很系统。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衡量功过格的影响，我们必须掌握书籍生产的情况，在哪里刊刻、在哪里出售、有哪些版本、如何流传，我发现这一部分的历史，但当时并没有完成。
第二个推力就是你所说的书籍史（histoire du livre），我当时也大量阅读欧洲书籍研究的著作，包括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侯瑞·夏提叶（Roger Chartier）和其他许多学者。我想，书籍在传统社会如此重要，为什么没有学者像研究欧洲书籍对欧洲社会的影响那样，去研究中国的书籍呢？其实当时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只是我没有注意到。比如东京大学的大木康先生。中国学者研究书籍是从书目文献、版本学的角度，这在中国有几个世纪的悠久传统，但这种取径研究的是与欧洲书史或书籍社会史完全不同的问题。我热爱书籍，因此我想开拓这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当然，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条件不同，因此也不可能提出完全一样的问题，但的确有一些问题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