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讽|达伯霍瓦拉评《低级趣味》︱经受嘲笑的考验( 二 ) 约翰·洛克|嘲讽|托马斯·霍布

【嘲讽|达伯霍瓦拉评《低级趣味》︱经受嘲笑的考验】然而，不到十年后，沙夫茨伯里自己就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嘲讽的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为它赋予了一种更受认可的地位。他认为，宗教狂热主义是危险的，但与对其进行迫害相比，嘲讽是更好的回应。重要的是要宽容，至少对新教徒同伴要宽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尊重疯狂的想法，或让它们不受质疑地发展；相反，应该对它们进行攻击。这可以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证，也可以通过嘲讽——而这是吸引广大听众的最佳方式。能否经受“嘲讽的考验”将决定一种理论是否值得尊重：因为人们对真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真知灼见不会被嘲弄玷污。他在1709年的《常识：一篇关于机智与幽默之自由的论文》中写道， “只有扭曲才可笑” 。
沙夫茨伯里对嘲讽的看法还有在其他方面的新颖之处。他认为，笑声主要来自对失调事物的共同欣赏，或对邪恶以及非自然事物的共同蔑视，而不是来自个人的不屑情绪。这并非是一种反社会的做法，而是一种鼓励讨论，并使人们感到“能够相互认同”的实践。他认为，学会相互嘲笑和被嘲笑是集体理性和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与启蒙运动时期后来许多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类自然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自私的；文明的进步是通过集体礼节的完善来实现的；而教导人们如何礼貌交谈，对社会在道德上的进步至关重要。
在十八世纪初，公共论辩的状况是一个被特别关注的问题。 1689年树立的对新教异见者的宗教宽容制度助长了宗教领域的攻讦，而英国实行的出版前审查制度在六年后的崩溃与印刷业管制的放松，导致了讽刺性写作和政治攻讦的繁荣。政党政治的出现， 1694年引入的三年一度的选举制，以及1688年后主权在民理论的日益增长的吸引力，都使公众舆论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但同时也使人们对公众的易变性和善变性的担忧更加尖锐。在笛福、曼利、斯威夫特和蒲柏的时代，嘲讽的大潮是否应被视为未经审查的媒体所导致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个问题，沙夫茨伯里是最早一批对其进行思考的作家。
在这个问题上，沙夫茨伯里有不少追随者。弗朗西斯·赫奇逊（Francis Hutcheson）采纳了他关于文明礼仪和公共言论的论述，以及他关于嘲笑有助于社交的观点；赫奇逊的学生亚当·斯密也是如此。大卫·休谟尽管怀疑以嘲笑来解决有争议问题的成效，但还是经常以嘲笑来破坏虚伪或迷信，认为嘲笑可能揭示真相，但在同样程度上也可能歪曲事实。休谟在哲学上的一些对手如托马斯·里德和詹姆斯·比蒂认为嘲笑是对任何冒犯“常识”的自然反应——比如休谟自己的荒谬学说。来自爱丁堡的博学的卡姆斯勋爵（Lord Kames）持不同观点：他在1762年写道， “对那些光鲜有礼的人来说” ，嘲笑是一种“过于粗糙的娱乐” ，并预测它将在恪守礼节的商业社会中逐渐消亡。它“在英国每天都在萎缩” ，在法国已经被“逐出门外” 。
这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孟德斯鸠在当时刚刚运用讽刺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效果。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他嘲笑了那些通常用来为新世界的奴隶制辩护的论点：“欧洲人在灭绝了美洲（原住）人民之后，别无选择，只能让非洲人成为奴隶。 ”此外，如果没有奴隶劳工， “糖就太贵了”——而且“黑人”有“那么大的鼻子，所以他们几乎不值得同情” 。在孟德斯鸠的启发下，苏格兰的废奴主义者们也创作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戏讽文字，以至于激进的天主教讽刺作家亚历山大·格迪斯（Alexander Geddes）的《为奴隶制辩护；或反对立即废除奴隶贸易的六个有力论据》于1792年出版时，颇有一些读者认为它是一份真诚的辩护。在随后的版本中， “讽刺”的字样被加入了书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