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讽|达伯霍瓦拉评《低级趣味》︱经受嘲笑的考验( 三 ) 约翰·洛克|嘲讽|托马斯·霍布

正如《低级趣味》（ Uncivil Mirth）的作者罗斯·卡罗尔（Ross Carroll）所指出的，即使是那些与沙夫茨伯里同样认可嘲讽价值的写作者，也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问题。讽刺可以给人以启迪，但它同样可以迅速地使公共言论变得粗俗，尤其是当它未能落地的时候。随之而生的是一种尴尬的平衡。例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谴责她的对手的言论与文字包含轻蔑的同时，她自己也在嘲笑他们。她在《为人类权利辩护》（1790年）中抨击了埃德蒙·伯克的刻薄，同时也取笑他“幼稚的敏感”和脆弱的“神经系统” 。沃斯通克拉夫特相信，鄙视比自己低下的人是不对的，但“有尊严的”嘲弄可以揭开上层阶级的伪装。
1713年沙夫茨伯里去世后的几年内，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认为“嘲笑的适当对象”并非恶行本身，而是关于恶行的道德主张，他攻击沙夫茨伯里是个伪善者，认为沙夫茨伯里对自然社会性的幻想“只会滋生寄生虫” ， “使一个人蠢到觉得僧侣生活也是享受” 。亚当·斯密断言，在《常识》一书中， “没有哪一段话能让我们发笑” 。沃斯通克拉夫特钦佩沙夫茨伯里的思想，但无法忍受“他做作的膨胀期”和“炫耀文字” 。她怀疑沙夫茨伯里“在头脑里编织着那些狂想曲时，其实内心毫无波澜” 。到了1800年，沙夫茨伯里关于嘲笑的理论已经无人提起。
《低级趣味》包含了很多有趣的观察和深思熟虑的阐释，但并无半分玩笑。对于将十八世纪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系，卡罗尔持谨慎态度，但沙夫茨伯里、休谟和沃斯通克拉夫特所面临的困境与我们这个属于新媒体、言论攻讦、以及成为商业化娱乐的政治的时代有明显相似之处。大多数十九世纪的观察家认为，民主政体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更缺乏乐趣。托克维尔写道，在贵族社会中， “人们可以自由地让自己在喧嚣的欢愉中爆发出来” 。即使在专制制度下，也偶尔会出现“疯狂的笑声” 。但民主国家的公民总是很严肃，因为他们掌有权力。关于清醒的政治的优越之处，他可能是正确的。正如卡罗尔所指出， “小丑们开始爬上权力的阶梯” ，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本文英文原文刊于2021年12月16日《伦敦书评》，获作者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