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尊号碑|从文献著录看朵云轩旧藏本《上尊号碑》的鉴定( 二 ) 文献著录|书法

【上尊号碑|从文献著录看朵云轩旧藏本《上尊号碑》的鉴定】从此段翁跋的文本信息来看，合情合理，题跋描述与拓本情况都能一一吻合。翁跋下钤有“文渊阁校理”五字朱文印章，因翁方纲出任文渊阁校理时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间，故笔者翻检沉津先生《翁方纲年谱》，在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八月二十四日条下有“跋郑际唐所藏《魏劝进碑》足本，（影4/1116）”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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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翁方纲手稿《跋郑耘门藏魏劝进碑足本》
“影4/1116”是沉津先生引文的出处。顺着这一线索，笔者查阅了原件收藏在台北的《复初斋文集》手稿的影印本第四卷第1116页，翁方纲手稿有《跋郑耘门藏魏劝进碑足本》一篇（图五），两者文字内容相同，朵云轩藏本上的翁跋不具岁月，而收录于《复初斋文集》的手稿中有明确署期，作于“乾隆辛丑（一七八一年）八月廿四日”，笔迹两相对照可知，朵云轩藏本所附翁方纲题跋当属真迹，确信无疑。
另据《翁方纲年谱》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月十二日，充文渊阁校理，又充武英殿缮写《四库全书》分校官。“文渊阁校理”印章出自谢启昆（1737—1802年）之手。此枚印章又见载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两印对照一模一样，真印无疑。
碑帖题跋的真伪鉴定，相对于单纯的名家手札要容易许多。首先，我们有碑帖本身可以参考，什么档次的碑帖，配什么档次的收藏家，三流碑帖通常不会留下一流名家题跋，碑帖与收藏者、题跋者这种“门当户对”现象十分突出，只要我们对碑帖本身鉴定胸有成竹，那么，对其后所附题跋的鉴定也就不在话下。
朵云轩旧藏本翁方纲题跋的两侧，还有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梁章钜题跋三则。
梁章钜（1775—1849年），字闳中，又字茝林，号茝邻，晚号退庵，福州长乐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等职，经学大家，楹联学开山之祖。著有《退庵文稿》《梁茝林沧浪诗》《退庵金石书画题跋》《称谓录》等。
梁章钜三段题跋（参见图四），对翁跋的鉴定结论又起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其一：“道光丁酉（一八三七年）恭儿赴公车枉道至桂林省视，出此索题，重觌故物喜而识之。丁酉长至后书于节署之怀清堂，茝林。”这则梁跋交代了题跋的时间、地点和缘起。道光十七年（1837年）梁章钜第三子梁恭辰来桂林省亲，时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在翁跋两侧留下题跋三则。
其二：“此吾乡郑云门阁学（郑际唐）旧物，其用红笔所补缺字则出苏斋师（翁方纲）之手，阁学作跋时距今将六十年，余识阁学之面而未及亲炙，惟侍苏师（翁方纲）数年，对此不胜梁木之感也。章钜记。”这则梁跋所言“阁学作跋距今将六十年”云云，如今我们已经知道翁方纲题跋的确切时间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年）”，马上可以推知，道光丁酉（1837年）梁跋距离翁跋的时间为五十七年，与“阁学作跋距今将六十年”基本吻合。梁跋还提供了册中朱笔隶书补写碑文缺字者为翁方纲手笔的可靠信息。
其三：“三十年前里居时，即获见此本，无力得之。壬辰（一八三二年）假归，乃知为冯笏??孝廉所得，又不肯夺人所好。后余重出山而笏??与三儿恭辰叙纪群之好，遽以赠之，而笏??遂归道山矣，人琴之感曷胜惘然。退庵老人再记。”第三则梁跋交代了郑际唐旧藏本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已经转归福州同里冯笏??所有，冯氏再转赠梁恭辰的递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