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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掘墓盗尸人》,恩里科·本治
到处都是物件、绘画、照片和影片,几乎你所看到的每一处都有骇人的图画、长满尖刺的生物形态、荒凉广场上的纪念碑、被肢解的躯体,还有恩里科·本治(Enrico Baj)怪兽般的“掘墓盗尸人”正在威胁一处被描绘得庸俗化的瑞士风景 。
一路看下去,那些更为人熟知的作品让我们想起了超现实主义令人疲劳的标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电话,把手部分被一只龙虾替代;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壁炉中的火车;毕加索的《三名舞者》(Three Dancers )以及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模糊不清的绘画,这件作品在这里显得多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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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电话》,萨尔瓦多·达利
1962年,在墨西哥城的一个房间里,出生于英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站在用布帘覆盖的家具中间,她本身也被黑色的物体覆盖着,难以辨认,旁边是一根点燃的蜡烛 。这张照片由匈牙利艺术家凯蒂·奥尔纳(Kati Horna)拍摄 。她的朋友雷梅迪奥斯·瓦罗(Remedios Varo)1961年创作的自传体三联画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霍纳的启发 。这幅三联画回忆了瓦罗在西班牙接受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的经历,一群女工匠编织斗篷,以及这位艺术家离开西班牙前往墨西哥的场景 。这些绘画多年来首次重聚,这给人一种女性主义与中世纪童话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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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梅迪奥斯·瓦罗三联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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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诺拉·卡林顿自画像
在菲律宾艺术家埃尔南多·R·奥坎波(Hernando R Ocampo)的一幅油画中,十字架的影子落在一个城市广场中间,那里有个巨大的女人头部,同时看向两个方向 。这幅画作于1939年,奥坎波将天主教的象征与超现实主义的诡谲相混合 。而海地画家兼巫毒教牧师赫克托·伊波利特(Hector Hyppolite)在其绘画中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混合,介于天主教与巫毒教之间,他还长期使用鸡毛作为笔刷 。在他的一幅画作中,能同时看到刀和斧子、圣心、扑克牌以及一个挥舞着剑的人 。阿尔佩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笼子》(The Cage,1930—31)暗示了另一种暴力,这既是一个精雕细琢的木结构,也是一幅描绘肢解的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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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女人》,赫克托·伊波利特
日本超现实主义画家古贺春江在1929年的作品《大海》(The Sea)中画了穿着泳衣的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潜艇、飞艇、热带鱼群、鱿鱼和飞过的海鸥的全视图,饶有趣味 。古贺春江利用现成的印刷图像作为素材,以近乎现实主义摄影的绘画技巧,将它们重绘并合并成一幅展现技术进步和愉悦的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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