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人心点燃”( 二 ) |书记|谢尔盖·涅恰耶夫|陀氏

同时，第一章“引言”也带有回顾性。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偶尔发言时“总是怀着强烈的义愤严厉谴责构成俄国社会秩序基础的这种制度令人无法容忍的不公” ，以后他终生不忘自己的这段经历：聚会、被捕、监禁、假枪毙、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苦役营，通过痛苦的个人经历，他发现了阶级之间巨大的文化和精神鸿沟，发现具有个人自由意识的人性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以及发现认为可以依靠理性的力量控制并且支配人类生活的想法是多么愚蠢。（9-10页）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从流放地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相信俄国没有必要为本国的社会问题向欧洲寻求解决方案，他担心的是以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H.A.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六十年代激进主义对民众的煽动会延缓甚至阻碍解放者沙皇正在进行的不仅涉及农奴而且涉及军队、司法系统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改革。 1871年7月8日，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国外回到俄国首都那一天，对涅恰耶夫小组成员的公开审判正在进行，由米哈伊尔·巴枯宁或谢尔盖·涅恰耶夫撰写的充满冷酷无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和一些重要文件向社会公布了。事件的起因是涅恰耶夫领导的一个秘密小组谋杀了该小组的一名成员，据说是担心告密。对政治犯的审判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政府决定公开审理和公布这些文件，目的是让公众看到激进分子为达到目的如何不择手段和残忍。结果是一方面辩护律师和一些被告在法庭上以自由和正义的名义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影响，另一方面涅恰耶夫的手段中各种阴险邪恶的细节也使人们产生极度的反感，就连那些赞同其目标的人也不例外。这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创作了《群魔》。
作者回顾这些是为了说明在1872年《群魔》完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与艺术生涯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他发现俄国激进主义发生变化，愿意承认基督教道德价值观念的正当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七十年代的作品明显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使他与左派民粹主义者的短暂结盟，在他们的杂志《祖国纪事》上发表他的作品，并且将使他获得了先知的地位。 “以此我们开始了本卷的叙述，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令人吃惊的最后十年，不仅通过个人的成功，而且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的天才以艺术形式对使其一生备受折磨的所有焦虑的回应——他的人生达到了顶峰。 ”（16页）
从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上看，此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矛盾，他对俄国君王制一直持维护的态度，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认为无论在实行过程中有什么缺陷，这些改革对于维持俄国内部的稳定至关重要。（49页）“他被认为是一个尽管忠于沙皇但却成功地超越了狭隘的派别争斗的人；在七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一度冷静温和、远离政治的民粹派人士由于绝望转向恐怖活动时，他试图利用这种地位防止逐渐迫近他的国家的灾难发生。 ”（111页）他在担任《公民》周刊主编的时候发表的专栏文章《作家日记》受到读者欢迎，在这些专栏文章中他广泛地讨论过各种社会问题，从农村、城市的贫困问题到家庭与儿童问题，从教会到司法机关的体制，从西欧到俄国的未来，使他成为引导公共舆论的意见分子。其中有些看法相当独特，是他此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来源。比如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陪审制度改革，使农民陪审员对许多即使被明确认定有罪的罪犯也会做出从轻处理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裁定，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说明俄国民众耻于运用他们获得的权力，并且对这种作为礼物恩赐给他们的权力感到恐惧，而且认为“如果我们碰巧陷入同样的处境，我们甚至可能做出更糟糕的事情” ，因此他们总是宽大为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感到这些看法令人感到“安慰” ，但是他认为这种“环境论”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而且会降低民众的道德水准，因此坚持认为对犯罪行为予以惩罚。（122-125页）这些思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体现出来。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反对陪审团尽可能宣判案犯无罪的倾向，而要求实行“严厉的惩罚、监禁和苦役”；而作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基础的法理思想，则是“犯罪的思想也应当与犯罪的行为一样受到惩罚” 。（954页）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严惩思想，这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