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 四 ) _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

以权利、权力的斗争为主线，中世纪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考察分析农民起义、异端运动、贵族反抗王权的斗争等，都不难看到这些观念的表露。进入12世纪，随着权利语境的形成，政治、经济、宗教以及社会生活领域内的权力、权利斗争更加激烈。这方面，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便是典型的例证。《自由大宪章》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限制王权，巩固并扩大诸侯、僧侣、骑士、市民等的自由与权利，涉及土地、动产、赋税、债务、人身等诸多问题，可视为个体权利积淀和发展的一次集中表现。此后，《大宪章确认令》、《牛津条例》以及众多的国会文件，甚至农民起义纲领都涉及个人权利、自然权利或主体权利问题。在中古法国，权利意识虽不像英国那样强烈，但略加考察同样可见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三月大敕令》即可视为《自由大宪章》的同类文件，其中也涉及有关国民自由、权利的多方面问题。
三
罗马法中权利要素的演绎与日耳曼人的传统相连，同时离不开基督教的作用。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系统，浸透了整个欧洲社会，上至国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均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基督教是欧洲生活的一个基本实在，布罗代尔指出：“它甚至在无神论者身上也留下了痕迹，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伦理规则、对待生活和死亡的态度、工作的观念、努力的价值、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它们表面上可能与基督教情感毫无关系；不过，一切还是源于基督教。” 比起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基督教的影响似乎更为深远，所以欧洲文明又被一些人称为基督教文明。
关于基督教思想，须从《圣经》说起。基督教作为救世之说，它对欧洲文明的真正贡献在于它引进了一整套全新的价值体系，受其影响，西欧人的社会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
其一，原罪说。“原罪说”在《圣经》中有成型的表述，而后又经神学家多次提炼。先是奥古斯丁，后有托马斯·阿奎那等系统阐述，成为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基石。按《圣经·创世纪》，一方面，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身上的能力为万物所没有——人有灵魂，可直接与上帝沟通，人有创造器物的能力，人有上帝一样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人的知与能是有限的、可善可恶的、被造和被主宰的，据此，人有不可克服的终极困境。如果人肯追随上帝，就可以靠上帝的恩赐和能力来克服这种局限性；倘若人背离了上帝，属世的特点占了上风，就会陷于矛盾和混乱中不能自拔。人总在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制造信仰，意图摆脱却永远不能离开上帝带来的终极困境和深层迷茫。《圣经》选取了亚当和夏娃吃禁果作为堕落的开端，相信吃禁果后“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意味着知善恶可以不凭神的指引，人可以如上帝一样行事，于是唤起了人肉体中的本能的贪欲——人的傲慢自大和对上帝的反叛。人自大地模仿上帝，企图将自我树为存在的中心。人与神的秩序被打乱了，所以奥古斯丁说“恶是向着高一级存在的僭越”。原罪的本质是“ 僭越”，即人仅具备有限的智能和德行，却有着无限的贪欲；或者说，有限的人却要试图比附无限的上帝。

文章插图
Augustine of Hippo
根据原罪说，即使贵为国王、皇帝，在上帝面前仍然是有罪的。这样一种论证本身就使得国王不能把自己在道德方面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原罪说”对“人性原罪”的预设势必导致世俗权力原罪。对世俗权力的怀疑，使其丧失了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性，这也就为国家权力的对立物预留下了空间。议会一类的政治组织似乎可以想象了，甚至呼之欲出。权力制衡权力的实践在罗马时代已出现，但基督教的原罪说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从而为这种实践开辟了真正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