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 五 ) _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

其二，政教分离的二元政治观。基督徒对来世的信仰，降低了世俗政治生活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而在基督教看来，由于人的本性，任何政权的形成都无法避免局限性，不可能达到神所具有的至善，所以，他们与国家拉开距离，以保留、怀疑的眼光审视国家。同时，也不完全放弃政治领域，因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爱的理想——既不能放弃，又无法完全实现，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性现实。基督徒一般承认和服从世俗权威；一方面要服从上帝的权威，另一方面也要服从世俗国家的权力。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圣经》上耶稣用一句很平常的话做了概括：“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此为教俗权力关系的经典表述，即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
其三，上帝选民说。《圣经》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无论人的世俗地位如何，通过受洗入教，他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成为“新人” 。原罪的教义，不仅使个人成为罪的承担者，而且灵魂得救也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从而使古老的共同体的统一性让位于个体性。单个人要对上帝负责，单独接受审判。审判的根据不是所归属的团体，而是本人的行为。上帝关心个人的命运和灵魂得救，通过上帝拣选，每个追随上帝的人都可能成为天国的选民。这样的观念移植到世俗领域，使他们有可能跳出一般尊卑荣辱观念，为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提供价值论基础。在中世纪，这种观念与罗马法中的个人权利思想元素一拍即合，逐渐融为一体。
基督教不仅贡献了它的理念，而且直接参与了西欧文明的锻造。
基督教最初形成后的300年间，基本处于非法地位，遭到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由于基督徒的坚持与坚韧，313年，东西部皇帝达成共识，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从此结束了“三百年教难”。到4世纪末，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一方面，在政府支持下，基督教的传播迅速而广泛，很快覆盖了帝国全境；另一方面，基督教失去了往昔的自由和独立，从主教的任免、调动到教义的确定都受到皇帝的控制。在争取自治权力的早期斗争中，米兰主教对皇帝的抵制最为典型。米兰主教安布洛斯（约340—397 年）明确宣布，皇帝作为基督徒同样是教会的儿子，皇帝“在教会之中，而不是在教会之上”。一次，皇帝指令把若干教堂交给阿利乌斯派，安布洛斯断然拒绝，声称“宫殿属于皇帝，教堂属于主教”，迫使皇帝做出让步。另一次，由于皇帝对民众的屠杀，安布洛斯拒绝皇帝参加感恩圣事。卡莱尔指出，作为教会独立的第一个实际倡导者，安布洛斯清楚地意识到皇帝权力即使在世俗事务中也是有限的。安布洛斯的言行对中世纪教会与国家关系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权力之争，而是在尝试履行一种新的原则。
这样一种新原则不是一蹴而就的。日耳曼人入主西欧后，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整个西欧大地逐渐基督教化。8 世纪至9 世纪中叶，特别是查理曼在位时，教会一度受世俗政权的管辖和支配。751 年，教皇为丕平加冕，其含义相当复杂。一方面， “君权神授”给王权涂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另一方面，为国王加冕意味着教皇对王位有批准之权，自然也有罢免之权。总之，这一时期西欧的政治结构虽然已经包含了“二元政治”的基本要素，但就教会与国家的权力关系而言仍然是不确定的，充满变数的，根据双方力量的较量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倾向，总体看，似乎向国家政权倾斜的时候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