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之痛：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悲剧！ |考古学|明定陵|赵其昌|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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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问过一个问题：“中国这么多遗迹，为啥总是等到有施工发现了才抢救性发掘？”、“秦始皇陵（此处可代入大量帝陵王陵）都说多好多好，怎么就没开让老百姓长长见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容我们来回顾一段不那么光彩的往事。
1955年10月4日，一份请示被送到了国务院，几经转手交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上，请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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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来看，周总理给出了同意发掘的批复，但是这背后，有着一场当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角力。
发起这项提案的，是署名第一位与第三位的郭沫若与吴晗，其中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则是这项提案在政治上最大的支持者。
郭沫若之名，活在共和国的人大抵都知道如何，这里姑且不提，且说说这个不那么有名的吴晗，吴晗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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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的吴晗
简单来说， 1931年吴晗入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是胡适开的介绍信，他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也颇受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民国大家的提携，仅这两条，足可见其在学术上的地位。
那么，他具体修的那一部分历史呢？答案则是——明史。
尽管吴晗嘴上说的都是“发掘将有利于学术研究” ， “增加人民的文化内容”等等套路话，其作为一个明史研究者，想要一窥长陵的那份想法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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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难以单纯地用“自私”或者“贪欲”来形容，他有没有真的出于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而提出这项提案？
我们很难否定。
但毋庸置疑，这种心态促成了他开始觊觎明皇陵，也即将导致中国现代考古学出现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考古上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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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郑振铎；右：夏鼐
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的夏鼐得知这项提案后大惊失色，连忙找到吴晗让他收回这项提案。
郑振铎警告吴晗，当时国家根本不具备妥善发掘这种规模陵墓的条件，文物的保存和修复都会成为巨大的问题。
然而吴晗竟以近乎大跃进般的思路认为共和国已经成立五六年，也培养了一届（真的是只有一届）考古方向的大学生，人力物力不成问题。
无论郑振铎与夏鼐驳斥的说法多么有力，而吴晗的观点多么荒唐，在吴晗的政治实权面前，这项提案还是最终落了地。
1955年的最后一天，针对长陵的初步田野调查开始。
然而一番勘察之后，没能找到长陵的墓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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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赵其昌第一个进入地宫，也被称作“定陵挖掘第一人” 。赵其昌晚年说：“定陵当时我是赞成挖的，但就是因为我经历的一切，现在我哪一个帝王陵都不赞成挖！”
于是乎，在时任发掘队长的赵其昌建议下，发掘队伍决定先找一个规模小一些的皇陵作为“试掘” 。
一番折腾之后，发掘队敲定了定陵，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与孝端显皇后、孝靖太后的合葬墓。